《煤矿转让协议【精选5篇】》
随着法治精神地不断发扬，人们愈发重视合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事关系，合同能够促使双方正确行使权力，严格履行义务。那么合同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煤矿转让协议【精选5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煤矿转让协议范文 篇1
笔者接受过几个浙江煤矿投资者的法律咨询，他们都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书》及《采矿权转让合同》等框架协议，上述协议未涉及矿业权转让价款和矿业权交割等实质问题，实质问题以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协议约定，煤炭企业的实物投资以评估报告来确定价款，矿业权不进行市场评估，只约定了“采矿权价款补偿”，最终以政府的规定和政策为准。
上述协议是山西煤矿兼并重组的缩影，体现了此次兼并重组的交易结构和主要内容。协议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签署的，涉及煤矿企业的资产尤其矿业权转让，同时约定了“矿业权不进行市场评估”及“采矿权价款补偿”等内容，完全执行了晋政发[2008]23号文、晋政发[2009]10号文的规定。但由于山西政府确定的矿业权价款标准不及市场评估价格的一半，煤炭企业只是签署了框架协议，而迟迟未签署实质性协议，因为一旦签署实质性协议，则意味着他们要随时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和损失。
根据《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j6条的规定，矿业权转让，是指矿业权人将矿业权转移的行为，包括出售、作价出资、合作、重组改制。因此，兼并重组是矿业权转让的一种形式，从上述协议签署的主体及主要内容来看，其实质是矿业权在二级市场的民事交易。因此，兼并重组价款即是矿业权转让价款，山西政府将兼并重组价款定性为矿业权补偿款不具有合法性。
同时，兼并重组不同于矿业权出让、矿业权征收等行政行为，山西政府在矿业权出让程序中有权确定“资源采矿权价款”，在矿业权征收程序中有权确定“矿业权补偿价款”，但无权确定矿业权转让价款。矿业权转让价款的确定，需由转让人与受让人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根据《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矿业权转让必须严格履行以下法定程序：（1）必须经国土资源部或省国土资源厅的审批且必须进行评估；（2）应由矿业权人委托评估机构进行矿业权评估；（3）将评估结果提交国土资源部或省级国土资源厅予以确认；（4）转让人以评估确认的结果为底价向受让人收取矿业权价款或作价出资。
山西政府确定的价款标准不及市场评估价格的一半，据相关媒体报道的理由包括，（1）矿业权出让时没有经过市场评估确认矿业权价款，因此兼并重组价款也不该由市场评估，而由政府指定。（2）浙江、福建等民营煤矿企业的矿业权，经过了多次“倒卖”，矿业权价款被人为抬高。可以说，上述理由不具有合法性，也没有合理性。
首先，由于山西煤矿兼并重组实质是矿业权在二级市场的民事交易，山西政府既无权强制矿业权的兼并重组，也不是兼并重组的交易主体，无权确定矿业权转让价款，也无法参与协商矿业权转让价款的评估和确定，矿业权转让价款的评估和确定需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因此，山西政府对矿业权价款的定价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
其次，如果矿业权是通过政府出让原始取得，矿业权价款应由国土资源部门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由国土资源部或其授权的省级国土资源厅对评估结果进行依法确认，国土资源部门以此评估结果为作价基础收取矿业权价款。即使矿业权出让时没有进行市场评估，其价款也经过了国土资源部门的确认，矿业权人按照确认后的结果缴纳了矿业权价款，国土资源部门在此基础上向矿业权人颁发了矿业权许可证并予以公示，矿业权人即取得了合法有效、清晰完整的矿业权；如果矿业权通过二级市场的转让既受取得，则不论矿业权经过几次转让取得，也不论矿业权在多次转让中如何升值，若矿业权转让行为都经过了国土资源部门的审批、评估结果确认及矿业权许可证的变更登记，也就不存在矿业权倒卖问题（非法的矿业权转让），矿业权人同样取得了合法有效、清晰完整的矿业权。因此，不管矿业权是通过政府出让原始取得，还是通过二级市场的转让既受取得，如果矿业权是合法有效、清晰完整的，则矿业权人即享有对矿业权范围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绝对性、排他性民事权利，矿业权转让也应该且必须履行上述法定程序――矿业权转让价款由市场评估确定。而矿业权的市场评估和价款确定，与政府出让矿业权时的矿业权价款无关，与前次矿业权转让价款无关，与政府强制征收矿业权补偿标准无关，仅与矿区范围内的煤炭储量、开采条件、市场条件以及矿业权的有效期限等因素相关。由于矿业权价值的上述几个因素都各有不同，矿业权转让价款执行政府规定的统一标准，也不具有合理性。矿业权人有权根据现有的矿业权的上述因素和标准来最终决定矿业权转让价款。
煤矿转让协议范文 篇2
关键词：公司重组；设立中公司；内外关系；先公司合同；瑕疵的股权转让协议
中图分类号：D923.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064-07
一、煤炭资源整合引发的公司法问题
煤炭资源整合主要是以具有经济、技术和管理优势的国有煤矿企业主体，对两座以上煤矿企业的井田实施合并、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企业实施关闭和对已关闭煤矿企业的资源或储量及其他零星边角的空白资源或储量实施合并，以提升煤矿企业的生产、技术、安全保障等综合能力。山西省于2008年年底开始率先推动煤炭资源整合，到2011年6月底，签订整合重组协议、接管等工作基本完成，目前，处于扩建、改造阶段。经国务院批准，山西经验作一个参考范本，在河南、山东、内蒙古等省份推广。
（一）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基本模式
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主体主要包括三方：一是并购主导方，即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国有重点大型煤炭企业，其未来新公司的主要发起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在51%以上；二是被并购方，即被整合的民营煤炭生产企业（以下简称“老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以下统称“老股东”），老股东可以在新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权；三是其他参与并购方，譬如，因受让老股东的认股权而拟加入新公司的出资人，个别矿井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下设的国有独资公司也会通过受让股权而在新公司中持股。
在并购模式方面，围绕特定煤炭资源采矿权向以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主导的煤炭生产企业流转这一目标，并购方往往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股权收购模式，即通过受让股权而控股被整合煤炭生产企业、间接取得采矿权和原矿井资产，主要适用于值得保留、继续开采的独立矿井，其弊端是可能受到并购前债务（尤其是隐性负债、或有负债）、用工等遗留问题的困扰。二是普通资产收购模式，即将被整合煤炭生产企业的采矿权和矿井设施等资产进行评估作价，由并购方整体收购后新设全资子公司或分公司获得和行使采矿权，其弊端是需支付的收购对价较高。实践中，了趋利避害，并购方创新出一种不同于普通资产收购的“特殊”资产收购模式，基本步骤如下：（1）并购方同被并购方及其老股东签署意向书，办理未来新公司名称预核准。（2）并购方代表未来新公司同被并购方签订《资产收购协议》，接收和管理标的资产，并按其在新公司的持股比例代新公司支付部分收购款，约定由日后成立的新公司偿还收购款给并购方，以获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3）并购方主导完成环境评价、取得土地使用权等手续后单独投资进行矿井技改、扩建。（4）完成安全试生产、开采权扩界增层和通过多个行政监管部门的审验、许可，领取新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可见，这种资产收购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并购方以未来公司名义进行资产收购，仅以较低对价即可获得对采矿权等资产控制权，可称股权收购与资产收购的“混合模式”。
（二）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公司法问题
设立公司需要一个过程，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因涉及矿井技术改造而往往长达三四年甚至更长时间，其间发生的内部和外部法律关系也较复杂。加之“特殊”资产收购模式的广泛采用，引发以下几个公司治理现象和公司法制问题：（1）新公司筹备过程中出资人之间究竟是合伙抑或其他关系？内部运行机制是按合伙模式运行，还是效仿未来公司治理的资本多数决，或者采取其他更优的模式运作？（2）新公司筹备过程中对外发生的合同行、侵权责任等如何承担？（3）兼并重组中的股权转让行往往遭遇转让主体、合同内容、转让程序等方面的瑕疵而引发权益纠纷，如何界定这些瑕疵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乃至公司治理的影响？前两个问题涉及“设立中公司”制度。学界虽对设立中公司的概念、法律人格和对外责任等论及较多但观点分歧较大，且对设立中公司的内部运行机制关注不够。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中正式使用了“设立中公司”一词，规定了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债务承担制度，但其中有些内容值得质疑。上述第三个股权转让协议效力问题则涉及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基础性法律行，处于合同法、公司法的交叉地带，更多是关于如何准确理解相关法理而加以应用的问题。
从法学视角看，煤炭资源整合以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法律形式、以煤炭资源采矿权的流转交易内容、以“国进民退”的股权变动主要特征，涉及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和行政法学等多个法律部门。而其中产生的上述三个问题在微观上直接影响整合后煤炭企业的有序治理和稳定运营，在宏观上则关乎国家实施煤炭资源整合政策的经济绩效和社会效果，需要我们进行理论思考和制度回应。本文将通过梳理细分公司设立行，重新审视发起人内部关系，借此选择设立中公司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责任承担制度，并对瑕疵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做出类型化分析，附带对《公司法解释（三）》相关内容做一评点。
二、设立中公司内部运行机制的制度选择
一般而言，发起人以成立公司目的而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所形成的前公司组织状态即设立中公司。设立中公司的内外事务不仅需要发起人的合作、合意，更需要委任专业经理人、代办人、行纪人等商辅助人帮助决策、执行，这就有必要组建临时性管理机构，形成必要的协商议事规则。那么，设立中公司出资人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内部运行机制如何选择和设定？
传统学理观点认，在公司获准成立前的筹备期，发起人之间属于合伙关系或者合同关系，发起、设立公司事项应由全体发起人达成一致的合意，行后果也由全体发起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我国现行立法譬如《公司法》第95条、《公司法解释（三）》第4条等亦如此规定。然而，这一制度安排显然严重影响筹建效率，尤其是像煤炭资源整合之类设立过程长、参与主体多的情况下，集体协商达成合意的成本过大；况且技改扩建的巨额投资又要先于新公司的设立，还会发生其他发起人尚未最后确定（老股东可能转让全部和部分股权）、合伙机制难以实施等问题。相较之下，效仿公司治理的决议制度形成团体意志，赋予设立中公司意思能力和比一般合伙程度更高的组织性，不失更优的制度选择。区别于单方法律行，决议和合意都是意思互动而形成的“化合物”，但决议和合意也有显著区别：决议是群体性意思互动的结果，在有限的时间内不要求且也往往难以达成参议各方之间的合意，只能实行多数决定原则。也就是说，决议程序比缔约程序更具有系统性和强制性，决议机制体现的是意思民主而非意思平等。有学者将签署章程等决议类行称共同法律行，即由同一方向平行的两个以上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行，依此区别于以目标相反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契约行。但无论是商定公司章程还是磋商普通协议，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复杂微妙，行目标往往杂糅相济而难以区分界定。
根据大陆法系“设立中公司”理论，设立中公司作一种特殊的“前公司组织形态”，虽然没有法人人格，却与即将成立的公司具备几近相同的实体，二者在股东（人的要件）、财产（物质要件）、章程（行要件）、机构（人格要件）等方面具有当然且显著的一致性。1993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开创了将设立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当作独立组织的先例，提出“应将设立中公司当作独立组织，可按照《有限责任公司法》和公司合同的规定对其进行调整，但是适用这些法律规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即它们并不是专门适用于具有权利能力的组织的”。同样，英美法上有“事实上的公司”（De Facto Corporation）概念，是针对法律上的公司（De Jure Corporation）而言的，指设立人善意的准备按照公司法进行组建并已基本具备设立条件，在完成登记前可以按照未来公司组织框架实施内部决策、管理，董事也可从事未来公司权限中的行。
笔者认，公司筹建过程可以细分发起、设立两个阶段。在发起阶段，投资人就设立公司进行谈判、协商并签订合资合同、发起人协议或者章程草案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行发生于发起人（即公司成立时的初始股东）之间，属于私人自治领域，行结果一般及于各发起人；在设立阶段，发起人首先要进行必要的内部会商以产生团体意志，然后要作一个共同体同外界发生交往，譬如，同其他民事主体之间订立场地租赁、设备购买、法律服务、评估验资等合同以做设立公司的必要准备，向行政主体提出申请设立登记并接受审核以取得商主体资格和特定商事行能力等。根据我国《公司登记条例》第19条，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保留期6个月，虽然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和转让，但可以用于公司筹建。名称预先核准登记程序本身具有对公司设立行进行公示的意义，将完全私人化的发起行转换具有一定公开性的设立行，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核准商号之后，设立公司所需要的财产和主体两方面要素的集合才逐步实施完成，即通过发起人认股、股份募集等完成财产（物的要素）集合，通过确定初始股东、聘请经营管理骨干等形成主体（人的要素）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