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为社会做出的历史贡献》
竺可桢(1890.3.7-1974.2.7)，字藕舫，竺可桢对于浙江大学，做到了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小编在此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为儒家所确立的人生“三不朽”。
哲学大师冯友兰说，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立德”主要靠“力”(努力)，“立功”主要靠“命”(机遇)，“立言”主要靠“才”(天才)。
我对冯先生的观点深为认同，要想著书立说，在人类历史长河留下只言片语，何其难也。要么能洞察事物之本质，揭露万物之奥妙，要么能传达人性之善恶，触及众生之情感。而立功相对来说，更多的是运气，俗话说“时无英雄，便使竖子成名”是也。小岗村的手印，早按个两年，那就被咔嚓了。对于立德，对人的天资、能力看似要求最低，立德之人不需要高深的理念，只要一心向善，坚持努力即可。可是人生最难的就是坚持，连老毛都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可见坚持之不易。所以王阳明先生说，要知行合一，所以古之人都把立德作为毕生最高的追求。
前两天过世的曼德拉，和甘地、昂山素季、刘小波等人，都是立德的典范，一生确立明确的信念，并持之以恒的坚持她，付出自由、生命的代价亦不易其志。立德之人有强大的感召力，很多时候，他们如同俗世间的基督、佛陀，能给人以力量。
在我看来，竺可桢对于浙江大学，做到了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立言来看，他确立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相信在浙大今后所存在的时期内，“求是”永远会如同一盏明灯，为浙大校友学子照亮方向。他的两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将会成为很多浙大学子一生为之探寻的命题。他说“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大学毕业生不当以钱为目的，要当以服务为主旨。”“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这些治学治校的理念，应该为浙大乃至所有高校所遵循。
立功来看，抗战八年，竺可桢率浙大师生西迁办学，披肝沥胆，坚持七年。在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年代，浙江大学不仅得以保全，反而师生人数大增，并培养出了一批国之栋梁，赢得了东方剑桥的美名。此乃大功。
立德来看，竺可桢临危受命，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做就是十三年，如非国土易帜，或许还会更长。他知行合一，尊师重教。他不仅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校训，其一生也始终践行求是精神。作为浙大保姆，一生为浙大之发展呕心沥血，虽历经战乱而不易其志，虽经亡妻丧子不改其衷，此乃其德。
汤永谦学长毕业后远赴美国，创办实业，十年间十次捐赠浙大，累计达亿元，建数学大楼、化工大楼、永谦活动中心，泽被数万学子。先生每忆及竺公皆哽咽，难以忘怀。学长刘奎斗，抗战期间两次投笔从戎，远征缅甸，后遗落台湾，一生清贫。虽居斗室，不忘竺公，挂其像，逢初一十五拜之。晚年因拆迁得美金200万，悉数捐于浙大，建造竺可桢国家教育学院大楼，后因经费不足停工，学长又倾其所有，追加60万美金，这才有了留学生食堂，带给无数校友美好的大学记忆。此二人皆为西迁期间校友，皆受竺公感召。可以说，他们并不是将钱捐给了浙江大学，而是国立浙江大学，是西迁时期的浙大，是捐给了竺可桢，捐给了自己的青春记忆。而今日浙大校友成功者众，财富多于两位学长者比比皆是，但是捐赠者寥寥，当今之领导需反思之。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竺可桢之于浙大，乃三不朽圣贤。今日和学长们参观竺可桢故居，重温竺公轶事，是以为记，以表敬意。(几年前和校友一起参观竺可桢故居所感)
《竺可桢全集》
《竺可桢全集》主编樊洪业认为，竺可桢日记堪称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它占了《全集》2/3的体量，有了这样的前提，《全集》才能达到现在的规模。
竺可桢日记有三个特点。
一是历史跨度长。记日记的习惯贯穿了竺可桢的一生。竺可桢开始记日记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期，但1923年在东南大学任教时，一次学校失火将他的早年日记焚毁，1923年至1935年间的日记则遗失在抗战西迁之后。因此，现在留存下来的竺可桢日记只有1936年以后的。现存日记是从1936年元旦起，至其去世的1974年2月止，历38年。在竺可桢后来的日记中，也常常出现提及从清末到30年代前期的回忆。透过这些经历，展示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宏伟画卷，也描绘了一位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
仅从组织机构史的角度说，这些日记也在大时间尺度上为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提供极为丰富而具体入微的史料。
被称为“浙大保姆”的竺可桢，1936年4月至1949年5月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创造了被称为“文军西征”的奇迹。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浙大发展所付出的努力，也可以看出他的科学思想与教育理念，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竺可桢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是浙大最珍贵的精神遗产。“求是”校训的确立，既是对从求是书院到国立浙江大学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历代师生优良校风和教风、学风的凝练和升华，更是竺可桢校长率领浙大师生在烽火硝烟中举校西迁，历经艰辛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概括总结。竺可桢特别赞赏王阳明“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高尚品格，推崇王阳明“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的理念和“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邪”的论述。他强调“本校推原历史的渊承，深维治学的精义，特定‘求是’二字为校训，阳明先生这样的话，正是‘求是’二字的最好注释，我们治学做人的最好指示。”
二是涉及范围广。竺可桢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巨擘，也是广泛参与各界活动的社会名流，气象、地理之外，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诗词歌赋、博物杂俎，无不涉猎。大到国务活动，小到天气物候、来往客人、收寄信件等，无所不包。
作为气象学家，他在日记中，记录各种活动总会写到天气的变化，比如某人讲话时雷声隆隆，某次活动时微雨转大雨，何时又雨停转晴。
竺可桢的读书笔记在日记里占了1/3的比重，他一生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读书，包括小说。他读书非常仔细，做摘录的同时表达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尽可能找那里的地方志来看，了解那里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尽管做校长做行政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但从日记中到处可以看到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细节。
三是笔下人物多。竺可桢以第二批庚款生赴美留学，又历任中国科学社、东南大学、气象学会、地理学会、中央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等重要机关和团体之要职，平生之交往，多是风云际会的人物。他的结发和续弦妻子皆出身名门，姻亲之中也多有俊杰之士，因而20世纪中国诸多名人以不同的时空分布会聚在他的日记中。近年在旧曲新翻的文化热潮中不断出现的民国人物也都出现在他的笔下。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可以从日记中看到一位大科学家、大学者;大学师生，看到的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校长、教育家;社会公众，看到的是一位也做普通事、也交普通朋友的普通老人……《竺可桢日记》为我们打开了一座宝库之门，而宝石之闪光，尚待探宝者的开掘与琢磨。
《竺可桢全集》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丰满的竺可桢，更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同时，它还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折射出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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