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观后感个人感悟5篇》
张桂梅为这些女孩子们在荆棘重重的道路上开出了一片天,督促她们走向了更高、更远的地方。让她们看到了更为广阔、美丽的风景。下面小编整理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观后感个人感悟5篇范文,欢迎阅读。
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1
瘦削的身影,浑身是病的63岁女校长,把《感恩的心》当校歌,12年坚持,把1804个山里女孩送进大学殿堂,改变了上千家庭,影响了无数人。
“培养一个女孩,最少可以影响三代人!”这是张桂梅常挂在嘴边的话。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等身的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张桂梅,2020年又一次次被“刷屏”,她的名字和事迹传遍大江南北。全国妇联授予她“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云南省授予她“云岭楷模”称号;12月3日,中共中央授予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我所做的一切、所得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个人,更不属于我的亲属,是这片土地的父老乡亲的,是党和各级组织的。”张桂梅说。
17岁那年,张桂梅跟随姐姐从黑龙江来到云南,后与丈夫同在大理市喜州镇任教。1996年丈夫不幸去世,黯然神伤的她,申请从大理调出,地处金沙江腹地的丽江市华坪县接纳了她,到县民族中学任教。
不料刚过了几个月,她被查出子宫内有一个很大的肌瘤,生死悬于一线。由于给丈夫治病,张桂梅几乎没有积蓄,华坪县各级干部、素不相识的人,甚至来县城开会的妇女代表捐出仅有的5元回家路费,救了她。
张桂梅回忆说:“当时我在想,我没为华坪做过一点点贡献,却给大家添了***烦。他们把我救活了,我活着要干什么?”手术后仅24天,她又站上了讲台。信仰、感恩与坚持,从此成为十来年伴随她的关键词。
不久后,张桂梅发现陆续有女生辍学,通过一次次家访,几乎无一例外是由于家境困难,而且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浓厚。“我把那些姑娘一个个往回捞,哪怕我自己出钱,也一定让她们读书!否则十几岁外出打工,早早出嫁换取彩礼补贴家用,是大山里大多数女孩的共同命运。”
张桂梅想到了一个现实问题,一个有知识的母亲、一个有责任感的母亲,是不会让孩子辍学的,也不会让代代贫困下去,所以要让山里的女孩受教育,全免费上高中,她要办一所免费的女子中学!
从2002年起,张桂梅就为这个近乎“疯狂”的美好愿望四处奔走,募捐筹款,她的故事“可以让石头流泪”。省、市、县党委政府领导再次站到她身旁,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办校,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
2008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9月正式开学,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张桂梅担任校长,吸引来16名教职员工。当年招收了100名女生,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
办学之初,女高没有食堂、没有厕所,条件极差,坚持了一个月就相继有9名教师离开,6个孩子转学。“用命在拼”的张桂梅,带着其他5名党员在手绘的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守住属于自己的扶贫阵地。3年后,把原本入学分数没有门槛、基础普遍较差的69个女娃子,撑上本科线,综合上线率达100%。
黄付燕是华坪女高首届毕业生,如今在贵州当小学教师。“12年前在女高,学习是唯一的事。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二点,军事化管理,快节奏生活。午饭是跑着吃,从吃饭、打饭、刷碗只有10分钟。不努力,你会觉得对不起世界。”她告诉记者,走出大山,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从2011年起,华坪女高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排名丽江市第一。但就在年年的喝彩和点赞声中,张桂梅的健康每况愈下,肺气肿、肺纤维化、骨瘤、小脑萎缩……近20种疾病缠身,数次病危抢救。
华坪女高2012届学生陈法羽,现在是一名人民警察。“那时,每天近20个小时,张老师都和我们同步。她每天坚持出现在操场上。我们想,老师都这么拼,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用功?”她眼含泪花。
张桂梅没有积蓄、没有孩子,孩子叫她老妈、张妈妈;哥哥以及同她一起长大的侄儿去世,她都没能回去看一眼,却步行11万公里,不报销一分钱在金沙江两岸的大山里家访;在华坪,女高和福利院是她的家,而属于她的,仅有三楼一间高二女生宿舍靠门的一个床铺;对自己和亲友“抠门”,却把100多万元的奖金、工资用在了学校和孩子们身上。
“这十几年,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十几年,也是痛苦、劳累、快乐的十几年。是这片土地接纳了我,给了我一个绽放人生异彩的舞台。是组织支持、培养了我,让我能够做事、把事做成,造福山里的孩子们。”张桂梅说。
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2
如今,王秀丽的女儿在女高读书,生了大病,为了方便照顾女儿,她搬进了女高的教职工宿舍。12年了,建校时种下的芒果树已经郁郁葱葱,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丽指了指掩在树后的教职工宿舍,说,“她开心的时候,会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丽啊,你出来一下,秀丽啊。听到张桂梅的声音,王秀丽通常是穿着睡衣就往外跑。那个瞬间,小喇叭变成了张桂梅手里的一个玩具,用来呼唤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节,张桂梅给了王秀丽一张自己病例的复印件,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严重骨质疏松、神经鞘瘤、骨瘤、肺气肿、小脑萎缩……她被查出来23种病,有时候太痛,也会和王秀丽诉苦,我死了算了,我把这窗户打开,就从这里跳下去。
但更多时候,被小喇叭叫出来后,两人只是斗一会儿嘴,闲聊。很快,张桂梅又举起小喇叭——下课铃声响了,10分钟的吃饭时间开始倒数计时。“跑快点”、“说你呢”,张桂梅又变成那个严厉的女高校长,学生嘴里的“大魔头”、“周扒皮”。
张桂梅初来华坪那几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杨老师经常通信。那时候,张桂梅的名声渐起,杨老师写信告诉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议论,觉得张桂梅那样活着没有意思。没有家庭,不能完整地过日子,放弃了世俗的快乐,那么拼命,把老师和学生都折磨成那样。杨老师记得,她没有生气,只是回信说,人活着,反正要做点事情。
每次到昆明开会,张桂梅一定要当日来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声划破,夜晚,再用喇叭声结束。要是哪天听不到喇叭声,女孩们总会探头探脑地问,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鉴常常听到张桂梅说的一句话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舞台。但女孩们进了大学,有了舞台,张桂梅几乎再不和她们联系,“老惦记人家干嘛,她出去放飞,放飞就行了”。
跟着张桂梅看多了山里酗酒的父亲、愚昧的母亲、女孩们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鉴觉得,如今她们能过上平常的生活已经足够珍贵。很多当年的女高学生们都成家了,他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时候拍山里的风景。那些风景对于她们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贫穷、被困住的生活,“因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张桂梅急剧地衰老了。2018年,几种病凑在一起发作,她被送进了医院,那之后,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变得空空荡荡。如今起床,她会留下一床凌乱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顺势再躺进去——她已经没有力气扯开叠得整齐的被子。离开女高回北京后,殷鉴给她打电话,她说,前几天差点人就没了。他听着揪心,后来打电话给她,都需要下半天决心。
这两年,王秀丽感觉张桂梅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女孩如果在学校不听话,她家访时会当着父母的面骂:我们都供你读书了,你还如何如何。但现在,她只是会说,姑娘,你要好好读书,要不然对不起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当一个人开始温柔地对待她周围的人和事的时候,她就是老了。”
张桂梅身边的人说,她似乎只剩一口气撑着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让女高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每次课间操期间,她让高一高二的学生齐声大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我的学校要是能出一个清华、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说这话,没事她就拉着王秀丽观察她的女孩们,“你看我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着很好嘛……我的学生里到底哪一个是清华、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个都不是。”杨文华又来泼冷水了。他的班里出过云南省第一名,培养过清华、北大的学生,知道高考每个科目应该不得低于多少分,“但张老师一点概念都没有”。
有一回,张桂梅犯心脏病,趴在柱子上动不了,一个女孩走过来拍拍她,不说送她去医院,只是说,别着急,我给你考清华,就走了。女孩把课本背了五六遍,最终上了浙大,那是张桂梅离清华、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们都是在硬考,“累个半死”。
还有一回,张桂梅花了几万块钱请了一位名师来讲课,对方不带课本,公式一个套一个,从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来,“哗啦啦讲完了,我们全部傻了”。张红琼教地理,女孩们高中入学了,问她们美国在哪儿,都指不出来。女孩们努力了,考了个20分,也急,也哭,老师们不敢骂,只能安慰。那个上浙大的女孩,书背到第四遍的时候,她告诉了张桂梅,张桂梅说,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许就上清华了。
每一年高考成绩出来,都让张桂梅失望。但殷鉴说,“我们又觉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当时就……因为她现在的这个身体,真的靠这个作为精神的支撑。”
早上5点15分醒来,张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干了不干了,明天就不干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着药,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艰难,腿落地就像针刺一样。但她又想起来她的清华北大,“六十多岁了,不想彻底治病了,这点余光我放着就行了,继续追逐我的梦想”。
《人物》最后一次见到张桂梅,是11月的一个傍晚,她从儿童之家出来,穿着羽绒服,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刚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们帮她擦了药。“擦完药也不好使啊,难过得要死要死的。”她说,“此刻我就想找个地方好好躺着。”每天傍晚,她都会去儿童之家待一个小时再回女高。10分钟的路程,她已经走不动了,一个儿童之家的孩子骑着电动车送她。
她拒绝了和我们再聊一次,“给我留点力吧,我还要去找学生聊。再不回去,她们估计又以为我去医院了”。她用手撑着骑车人的肩,侧着身子一点点挪上了后座,“到我明年高考完,我能活到明年高考完……到时候你再来,看我的成功与失败。”
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3
2007年,王秀丽看到了张桂梅在全国十七大代表大会上的新闻,她喊着,我有一个梦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那个声音从小县城传到了全国。在公交车上,王秀丽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祝贺她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
最初,张桂梅提出这个想法时,一片谩骂声淹了过来。“别人说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荣誉得太多了,得出瘾来了,老想怎么着怎么着。”那时候王秀丽也劝她,已经得了这么多项全国荣誉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荣誉上,过完这一生。还有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投了反对票,“什么年代了还把男女分开?”
2004年,时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陪张桂梅到央视录制一个节目。去北京的路上,张桂梅说起了自己的这个梦想。杨文华教高中出身,要给学校修个实验楼,修个学生宿舍,和校长一起跑断了腿要钱。他看着这个只教过初中的普通老师,没有任何管理经验,一个人居然想办一个学校?还一身病,随时有可能倒下。而且,师资、钱、校舍在哪?
他故意问她,我们办一所高中最起码要有实验室吧,你觉得这个实验室大概要花多少钱?
她说,两万够了吗?
你做梦去吧!杨文华干脆地说。他觉得自己非常自信,毕竟经验上远远超过她。他发现张桂梅不仅理想主义,还非常幼稚,对建一所学校一无所知。
张桂梅态度也非常强硬,她着急地说,我们等得起,孩子们的成长等不起。早一天把学校办起来,就减少一批走进恶性循环的女孩了是不是?
谁也没有说服谁。后来他听说,张桂梅去昆明“化缘”了。他还听到了她当时的“化缘文案”:我们全县十多万人,一个给我10块钱,我也是好几百万了,全省那么多人,一个人给我5块钱……“你说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张桂梅请云南省总工会的人把她的身份证、劳模证明、报纸报道和种.种获奖资料复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为了办女高,二也是为了儿童之家。最初答应当儿童之家的院长,一个基金会一年提供7万块钱资金,她也天真地以为,足够了。
第一次去要钱,她下不了车,也张不了口,满大街转悠。她住在省总工会花钱开的宾馆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不着钱,干赔住宿钱和吃饭钱,自己在干些什么事啊,“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天亮了,她继续坐车,看到一个楼梯上铺着红色地毯的房子,想着这样的地方一定有钱。她进门,对方一看,你是张桂梅老师不是?三个月前听你的报告。那时她刚被评为十大女杰,学习的标语还没有撤下,转头就变成乞丐了,“有个地洞钻进去算了”。她说明来历后,对方批了一个五千的条,说给孤儿院,办学校不管。
后来她有经验了,不去单位找难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着人问,你能不能给我点钱,我有个孤儿院,我想办个学校。人家说,好手好脚不干活,戴个眼镜出来骗人。姐姐听说了,也说她:你的脸皮真厚啊,这是人做的事吗?是什么让你变成了这样。
那5年里,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难堪,她还要面对身体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肺,怕身体完全垮掉,她没有选择化疗,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缘”来的钱远远不够。
转机在2007年出现。“最最直接的,我不回避,就是张老师干到十七大代表了”,这个曾经坚定的反对者杨文华,看着张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华坪通天了”,各级的压力就来了,女高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十七大新闻播出那天,王秀丽收到了张桂梅的回复,只有一句简短的“谢谢”。后来见面,王秀丽就说她,你还挺傲娇的呢。但她知道,张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张桂梅有一次打电话给王秀丽,在电话里一直哭,说,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死掉了。王秀丽赶紧去找她,半个小时后到了,张桂梅还在哭,也不说为什么。那天,王秀丽没去上班,就陪在她身边,静静地听她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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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45年来,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贫困山区。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双亡、无儿无女的张桂梅黯然神伤,她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华坪县。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了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教学任务。
一年后,不幸再次降临。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宫肌瘤,且肌瘤已经有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张桂梅忍着疼痛继续站在讲台上,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学生们中考。直到7月中考结束,她才住进医院。打开她的腹腔,医生们倒吸了口冷气:腹腔内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取出的肿瘤有两公斤多。
2001年,张桂梅兼任新建的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儿童之家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两岁,最大的12岁。此后,张桂梅除了上课,还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这些幼小的孤儿。
儿童之家的工作,让她萌生了创办一所学校、让贫困山区女孩免费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经她到处游说,这一善举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华坪县委、政府协调出土地,省、市党委政府划拨了100万元的办学经费。
2008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在华坪建成。11年来,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1645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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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丽觉得,网上关于全职妈妈的那些谩骂和争议,“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超乎想象的贫穷”。她70年代出生在华坪县城,从小家里吃的是大白米饭,有一溜儿的玩具,没吃过什么苦,直到跟着张桂梅去家访,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说的贫穷。
深山里头,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不知道怎么花,家里的男人们就拿去买酒喝,房子边上的酒瓶垒得比屋檐还高,白日里口齿不清醉醺醺,女人们也没有任何办法,烧点苞谷,烧点洋芋,混着发霉的米饭,一顿顿吃下去。
也不仅仅是贫穷。一个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来,她和爷爷住,七十多岁的爷爷还做着石匠的工作,家里破败。小姑娘要高考了,叔叔打电话让父母回来一趟,王秀丽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着母亲的衣角,笑得十分开心。但是母亲神情僵硬,不知道该怎么和多年未见的女儿相处。王秀丽也有一个女儿,她觉得难过:母女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从这个家离开之后,王秀丽心里憋闷,下车步行了一段时间,天色将暗,天气寒冷,她想,如果读了书,这个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复母亲的命运:早早嫁人,生养一个女儿,却不懂得如何去爱、去教育她。
那时,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收来36个孩子,女孩多于男孩。华坪县产煤,一些男孩因为矿难成为孤儿,但女孩们大多是被丢弃的。张桂梅生于1957年的黑龙江,家里有6个孩子,她是最受疼爱的小女儿。但在华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婴们,“就是你丢了我拣”,辗转来到孤儿院。
孩子背后的母亲,遭遇也是惨烈的。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来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进了监狱服刑;离开丈夫和一双女儿的女人,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却被追来的丈夫杀害;一个小男孩的母亲,生育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在家用土办法接生,产后大出血,她想见丈夫,但是婆婆不让,觉得晦气,最终女人遗憾离世,丈夫终日买醉,犁田时死在了田里,留下一老一少。后来张桂梅才知道,这位婆婆,一辈子没下过山。
同时,张桂梅还是民族中学的老师和班主任。云南一共26个少数民族,华坪县就有26个,民族中学的女孩们多来自大山深处,常常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张桂梅就进山里,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们。有时候敲门,介绍自己是老师,屋里有动静,却没人来开门。家长们怕她把女孩们领走,家里没了劳动力,反正国家给补助,生活可以就这样过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着太阳走就跟着太阳走,反正也饿不死”。
从年幼到后来成家,张桂梅的生活还算富足,直到进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实地接触到贫穷,接触到女性身上的悲剧,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来一条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最初,她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让班里的五十多个孩子都不辍学。
但在去家访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辍学的女孩。遇到过一个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说,走,跟我去读书,同行的人说,你是不是疯了,看见人就要人去读书。张桂梅执意,走,跟我去读书。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着老牛就走了。张桂梅看着她的背影,背个小包包,手里还拿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粑粑当粮食。
“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们啊。我想让这些山里的女孩子读书、见世面。看看为什么别人那样,你自己却这样?”家访的时候,她会问家有多少人,有多少亩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挂果了,掀掀锅盖看看里面煮的是什么,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现实情况让我办的(女高),并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觉的,并不是。”11月,在她的办公室里,张桂梅提起往事,依旧有些激动,会用手轻轻推身边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办公室位于两间高三教室的中间,方便她巡逻,女孩们的读书声隐隐传来。她也承认,这种投入和回馈,让她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