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长夜中土匪形象论文》

文学作品中的土匪形象大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烧杀抢掠”的代名词，作者怀抱的情感多半是厌恶与畏惧的，往往将他们塑造成来自地狱的凶残恶魔;另一种则是在传统历史演义中所塑造的瓦岗寨式的英雄好汉，但在世人的心目中他们一直处于极端异类和边缘化的地位。尽管这些形象大多栩栩如生，但由于作者过多的主观情感的注入，塑造出的是“非好即坏”的土匪形象。这些形象缺乏真实人物的“立体感”，或者说是缺少“人气”，他们的内心世界未能表现出来，成为一种符号化人物。与这些土匪题材的小说比，姚雪垠的《长夜》就显出了其独特性，作品展示了一群充满“人气”的土匪，一个个血肉丰满、形神毕肖，给读者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再是能以简单的善恶是非来进行道德判断的人物，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身上应有的“匪性”，同时还看到了作为人的土匪身上的“人性”。“匪性”与“人性”相互交织，构成了《长夜》中土匪形象的独特之处。

作为土匪，《长夜》中的土匪与其他土匪形象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匪性”：“以暴力抢劫或暴力威胁获取他人的财物”。“勒索钱财”与“烧杀奸淫”是土匪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他们随意绑架无辜的人作为“肉票”，作为勒索钱财的筹码;一旦土匪缺钱花，便会向附近的村庄“送片子”，让村民进贡钱财和烟土，如若不照办，就杀人放火，甚是凶狠残暴。《长夜》中对于土匪的这种卑劣行径，予以了充分的描述，无论如何，“匪性”始终是土匪不可缺少的共性。

在《长夜》所塑造的数十个土匪中，主要的几个人物身上均有“人性”的体现。当然，他们毕竟是土匪，因此，作者在挖掘他们的“人性”时，伴随着对他们“匪性”的暴露，这样一来，塑造出的土匪形象便呈现出了性格多样性和人性复杂性。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是喜动好斗的赵狮子。书中通过写他的两次“报复”行动显示出了他复杂的个性特征：他冷酷却渴望温情，为了给母亲报仇，不顾邻里的阻拦，亲手且带着快意杀了两个年迈的舅舅，他似乎对家庭已不抱有任何感情与期待，但当他面对信赖的大哥薛正礼的母亲、妻子时，却在亲热和调皮中流露出对家庭温暖的渴求。他讲义气却又盲从，为了江湖义气，他替地主薛七少杀仇人一家，被薛七少当枪使，自己却乐在其中。作者从情节的对比中成功地刻画出赵狮子这个集强悍凶残、愚蠢鲁莽、重感情、讲义气这些复杂矛盾个性于一体的人物，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对人物性格特点的精确把握。

此外，土匪刘老义也是一个不能不说的人物。一方面他凶狠残暴杀人如杀鸡，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娶上媳妇，让老母亲安享晚年，他对自己抢来的胡姑娘低三下四、温顺异常，显出了柔情。当他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生活时，却得知胡姑娘原来是自己换帖大哥的表妹，尽管心里万般不舍，但为了兄弟情谊，他毅然忍痛割爱，放胡姑娘回家。这些情节的交织塑造了一个凶狠却有人情味的刘老义。作者笔下的这两个典型人物，都不仅具有“匪性”，更有“人性”的体现。

《长夜》中土匪的独特性表现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善于深入到土匪的内心世界，挖掘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土匪王成山的内心世界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祖上是佃户，到他这代穷到“连一块打老鸹的坷垃都没有”的地步。原本他是一个善良的农民，迫于生活的无奈，下水后当了甩手子，也就是在土匪中最底层被人欺压的一种下层土匪。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有一支自己的枪，有枪是土匪地位高的一个标志，不想被别人欺负就必须得有自己的枪。然而王成山并不是因此才梦想有一支枪，他是把枪当成生活的一种依托：“要是我有一支步枪，就是一支汉阳造也好，我要把捞来的钱积攒起来，离开家乡远远的，买几亩田地，让老母亲不再受饥寒，我的心愿就算完啦。”在这里，枪已不再是杀人抢劫的凶器，而是养家糊口的工具，这个天真孝顺的少年是多么想不当土匪而靠自己的双手去生活!他渴望平凡的生活，书中写到，一次陶菊生问他是否想做官，王成山坦然地说：“我只愿做一个有稀饭喝的小老百姓，把我的老母亲养老送终。俗话说：‘一将成名万骨枯。’做大官都是踏着别人的尸首混起来的，第一要心狠，第二要运气好……”这里进一步凸显了他的孝顺、朴实和善良。作者常常走入他的内心世界，让一个善良、可怜、单纯的土匪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丰富了这支土匪队伍的整体面貌。

性格行为的多样化、复杂化与内心世界的展现，使得《长夜》中的土匪形象具有了一定的真实性，这一点学术界也是广泛认同的，学者杨义评价他们为“真实的土匪”。“真实性”使《长夜》有别于其他匪类题材小说。

《长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出了这批鲜活的、真实的、独特的土匪群像，让我们看到了“匪性”与“人性”达到某种程度统一的“绿林好汉”。当然，作为土匪，他们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成了军阀相互争斗的牺牲品。作者通过讲述他们的命运为我们揭示了农民在还没有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时候，就只能“走那条在两千年中被尸首堆满的，被鲜血浸红的，为大家熟悉的古旧道路，这条路只能够带向毁灭”。作者通过写土匪的生活表现了他对农民命运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