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哲学论文优秀7篇》

在学术界里，对于哲学一词并无普遍接受的定义，也预见不到有达成一致定义的可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本文是敬业的小编为大家分享的7篇哲学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参考阅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哲学类论文 篇1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om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哲学论文 篇2

家中养了许多花，知名的，不知名的，红的，绿的，紫的…….占满了小小的阳臺。不过都是些极易养活的品种，可是即便这样，由于以前在离家较远的乡镇教书，住在学校，就很少回家照顾它们，小家伙们营养不良，干瘪不堪，面黄肌瘦，病怏怏一副副将死之状。去年九月，工作调动，得以每日回家，闲暇之余我便会去照顾侍弄它们。小家伙们久旱逢甘露，起死回生。生活也因为它们的叶长叶衰，花开花落，变得多姿多彩，富有情趣。

变化惊人的数那几盆芦荟了。我很喜欢芦荟，喜欢它们那厚实带着刺的叶子，四季常绿，即便是寒冬腊月亦能给人盎然生机；我亦喜欢它们的性情，舒展自然，毫不矫情，生命力极强，即便你不管不顾，它们依然坚挺，只是少了些许油光与肥厚。其中有一盆元老级别的，是我家芦荟的始祖，所有的芦荟都是它的后代，经过照料，今年比往年更加壮实肥绿了，那粗厚的叶子就好像会溢出汁液来。

静下心来一算，不知不觉自己已守时一月有余，才等到了它极美的花季。自己都为这份执着与坚守钦服。我是一个粗略的人，有时不免性情急躁：常为学生的逆反叛逆而焦头烂额；也会为学生的不求上进而懊恼不已，亦会为工作的止步不前而忧心忡忡……？我们班有个叫李川的孩子。这个孩子脑瓜不算笨，但学习习惯极差。书写极其缓慢，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几乎天天都要在课堂上打瞌睡，家庭作业经常不完成。导致他成绩不理想，越来越没有自信心，厌学情绪也越来越严重。我决定对这个孩子的家庭进行深入了解。

原来，他爸爸不务正业，沉迷，妈妈绝望地离家出走了。他跟着生活极度没有规律的父亲生活，极度缺乏关爱，学业更是无人问津。和他爸爸的几次交谈中，他爸爸的消极与负面情绪令人沮丧，他根本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孩子是否在做作业，作业完成没有，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他压根儿不知道。与他爸爸的无效沟通，我想到了让其他家长配合，共同改变这个孩子。于是，我提联系了孩子的奶奶，奶奶虽然年迈，但很明事理。听完我的讲述奶奶急得不得了。决定把孩子带回去她照顾，我也希望他奶奶能每天监督学生的学习，照顾孩子的生活。有问题及时与我联系。就这样，这个孩子的状况慢慢的有了好转，孩子明显进步了很多，有时候我也会找机会表扬了这个孩子，也要引导其他孩子多与他交流，包容他。

我发现这个孩子逐渐地树立了自信心，不管做什么事都很积极，上课也专心了很多。我发现孩子书写速度缓慢是因为他没有掌握汉字的书写顺序，同时他握笔的姿势也不正确。利用课余时间，我手把手地教他握笔姿势、汉字的书写规律。坚持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虽然做作业的速度仍然很慢，但比以前快了很多。于是，在班里对他进行大肆表扬，看着他沾沾自喜的样子，我也很开心。同时，我给他奶奶发了一封“捷报”。“捷报”的内容如下：“尊敬的李川家长，您的孩子在书写速度方面进步很大，特发此捷报，以兹鼓励。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您的鼓励，希望您能多赏识孩子！”这样的次数多了，家长也确实看到孩子在老师的耐心教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自然也愿意花时间监督孩子的学习，照顾孩子的生活了。学习也越来越有自信。

现在这段时间李川，上课时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书写速度提高很快，学习成绩自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家长也积极地配合老师教育孩子。他正一步一步摆脱“差生”的阴影，快乐健康地成长。

看到这个孩子，不就像我家的花儿一样吗？如若无人关爱守护，便是自生自灭，杂草丛生。如若家校齐心，多加守护，付与期许，静静地守候，他便能开出美丽花儿，惊艳世人。然而，在这繁忙纷乱的城市，我们总是目视前方，行色匆匆，奔赴在一个个目标之间，虽然前进不断，成就连连，心灵却也多了许多尘世杂念，少了些许宁静与淡然。也许我们应该适当地放慢脚步，抛却欲念，就如此时那刻，守着心中的那份执着与痴爱，淡定地和一盆花，数着时令，静静地，等待花期的到来。

经典哲学论文 篇3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研究

马克思以感性活动为基点，终止了一切游离于现实的感性生活世界之外的旧哲学，激活了遍及现实的感性生活世界之中的关于人的新哲学；以感性活动为基点，以实践的思维方式超越了近代以来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变革；通过对历史的深刻领悟、对历史原则的深刻把握，揭开了以历史为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篇章。《哲学“立脚点”的位移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认为，“立脚点”意味着“起点”和“归宿”，意味着对于哲学的逻辑基石和价值支点的设定和自觉，不同哲学思想境界的高下、所呈现的思想视域的宽窄和思想穿透力的强弱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影响等，都与哲学的“立脚点”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哲学的变革往往发生在哲学“立脚点”的转换之中。马克思哲学的变革，正体现在它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作为自身的哲学“立脚点”，比“意识”“语言”等更为深刻地确立了哲学的存在根基，并有力地克服了以往哲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矛盾和困境，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视野中，为理解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关系等哲学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主题》（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认为，随着马克思完成从“体系哲学”向“问题哲学”的哲学观转变，其哲学研究的课题也就不再是纯粹哲学内部的问题，而是现实历史之中生成的时代课题：“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或“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需要从世界观层面加以回答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主题必须从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层面来把握和理解，其理论主题一是形而上学现代性批判。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从把不断从事思想颠覆的抽象哲学演绎看作人最高或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转到把“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抽象哲学演绎活动的现实基础，用以“改变世界”为前提的“新唯物主义”来取代那种以解释世界的“普遍理论”自居的形而上学。二是“资本现代性”批判。马克思历史哲学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一般规律和趋势的概括，始终是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独特社会形态的系统解剖为中介的，通过分析和批判资本的总体性逻辑及其对人类历史的支配作用而对“资本现代性”作“实然”层面的历史批判，并由此来提炼和概括社会发展的“应然”方向，即从“是”到“应该”。三是现代社会的历史生成性总体批判。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并不只是为了描述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而是为了探寻现代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即要对现代社会作一种历史生成性总体批判。在2011年5月14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含着经典作家所汲取的人类探索真理的丰富思想成果，体现着经典作家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哲学创新、发展的思想历程和所作出的贡献，有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理论体系；从分析“经典作家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中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优良学风，正如强调的，“阅读经典著作，本身就是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增加思想深度和训练思维方式的过程，就是培养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过程”。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研究

《自由个性的实现——<资本论>的自由观》（《江海学刊》2017年第3期）认为，在三大卷的《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一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构以及经济体系的根本矛盾，但他尤为感兴趣的却是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的真正可能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注和追求的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问题。因此，《资本论》决不仅仅是一部劳动价值理论的著作，也不仅仅是一部预言经济崩溃的著作，更不仅仅是一部价格决定理论的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与其说是一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不如说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资本到自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与此相连的要求社会变革的政治实践命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自由观的革命。《<资本论>中价值量范畴质的规定及其权力批判意涵》（《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指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多抓住“量”的问题而忽略对“质”的思考，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之后的一些经济学家，却又只专注于价值在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中质的方面研究，而价值量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中的数量比例关系。作者分析了《资本论》中价值量范畴质的规定及其权力批判意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量范畴不仅有其“量的”表达还有其“质的”规定，这种“质的”规定就是要看到其背后所隐藏的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关系，即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对劳动生产过程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强制性规范和权力统治。马克思对于价值和价值量范畴的阐述主要集中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但其对这一对范畴的研究并未于此结束，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他又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对价值和价值量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揭示，以说明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价值和价值量范畴不仅与生产和交换过程发生作用，而且还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动态发展过程。《“具体”世界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的视角及其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指出，近十多年来国外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科学方法论的所谓“新”解读中，没能看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具体”不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具体”，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具体”。作者认为，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具体”既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数量化“具体”，也不只是文化批判性层面上的抽象化“具体”，而是体现了私有制社会内在矛盾之彻底表现形式的、具有颠倒性的，从而也是被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规律所支配的那种“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在揭示资本内在矛盾运动中，马克思关注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现实发展过程，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具有不断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提高剩余劳动时间的倾向，为社会成员未来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可能性。《唯物主义、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发现》（《江海学刊》2017年第3期）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近年来似乎淡出了学术讨论的中心，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本质的思考和《资本论》中的哲学问题的探讨，为开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的理解奠定了坚实基础。作者基于思想史回顾和原始文本分析，在重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私有财产（地产）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推进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重要依据；在以异化劳动理论完成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谓颠倒过程中，马克思所持的人本主义逻辑同时开始遭遇自身的解体；从资本论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反观这一过程，它不仅是理论视域从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移，而且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性剖析的方法论路径的重新制订。文章重新解读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形成中的地位。《货币与自由的辩证关系探微——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观点看》（《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指出，与资本的哲学研究相比，关于货币的哲学研究无论从文献数量还是从深刻层次上都显得有点薄弱。作者认为，从哲学视角研究货币问题，就会发现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在直接体现人与物的关系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直接体现在货币这一最重要的财富形态上，就会发现货币与人的自由、平等和交往等具有深层关联。马克思从经济哲学角度探讨货币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商品经济时代中性的货币消解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人身依附关系，使人在形式上获得了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张扬和解放了人性；另一方面，货币经济带来自由的同时，却又不可避免地给人带上了枷锁，在货币强大的经济功能面前，本应作为工具的货币却反过来成为人的目的，自由的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货币和资本。马克思不仅尖锐地批判了资本所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而且肯定了资本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合理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革命作用，并强调从交换的自由发展到每一个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一是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从而不再为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而发愁，只有此时人才可能拥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发展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而资本作为一种截至目前为止效率最高的生产方式，它极大地缩短了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时间，从而大大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时间，这是建立自由王国的一个必要前提。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控制生产资料，从而共同控制生产过程，共享全体社会成员创造的社会财富，人才能彻底摆脱经济的奴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要真正学懂弄通，就要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回到经典作家的文本中去，从整体上去把握。恩格斯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最忠实的载体，为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根本依据。我们只有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思想的实践意义研究

哲学论文 篇4

一、关于康德哲学〓李秋零指出，安瑟尔谟以从观念到现实的巨大跳跃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康德曾给予其彻底的批判。但康德在伦理学中提出上帝存在决不仅仅是为完善体系的需要才不得不做出的假设，更不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神论倾向而向宗教当局故作姿态。上帝本来就是他的伦理学的应有主题。在伦理学中通过至善引入上帝的存在并不是康德思想的历史进程，而只不过是一个思想展开的逻辑进程。但恰恰在这一逻辑进程中，康德重复了安瑟尔谟的逻辑错误。也许，上帝的确不是逻辑思维的对象，任何用逻辑来思维上帝的做法都不免要有逻辑上的缺陷或错误，这是人类力图认识上帝所不可避免的悲剧。(《康德何以步安瑟尔谟的后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周祝红认为，康德已具备辩证法基本要素的逻辑、认识论和本体论统一的哲学体系，由于其自身的深刻矛盾随时都面临解体的危险。因为对他来说，真正的本体，即作为存在的存在仍在这一系统之外，并未作为可认识的对象而融入体系，而能认识的存在又只是一个仅能运用于经验和现象界的主观范畴。另一方面，绝对的存在(物自体)虽不能进入认识的系统，却能从这一系统外部影响和决定这一系统。这一矛盾却使其系统关联成为机械的、外在的联结，随时面临解体的危险，以致不得不求助于某种自然合目的性来维系整体系统的统一。这也正好暗示了问题的实质及解决的惟一可能途径，即辩证法不是主观外在的工具或技巧，而正是整个客观世界通过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本体或本质的规律，因而也是人的认识能动地超越现象而达到本体或本质的规律，它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向人的认识乃至于向人的全面本质生成的合目的性大系统，成为一个相对于人的能动实践活动而言的人的无机的身体或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正如哥德尔定理所规定的那样，康德的纯粹理性哲学无论是在哲学思辨上，还是在对自然科学的理性把握上都已被超越了。经典自然科学并不像康德认为的那样是普遍必然的绝对真理，而且现象与物自体悲剧性的对立更使得康德对认识主观能动性的阐发受到根本局限，归根结底是被动的。康德没有实现他所要的，所许诺的东西，但却为他不曾想过的真正的能动的辩证法开辟了道路。(《追忆古典——以哥德尔定理解读康德纯粹理性》，《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HTSS〗

张继选指出，先验演绎是康德全部理性批判工作的核心，康德正是在先验演绎论证中确立其理论哲学，乃至包括实践哲学在内的整个批判学说的基本理论框架。因此，研究先验演绎理论对理解康德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当代研究康德的专家们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康德研究中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迄今这个问题尚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结论。有鉴于此，必须从不同角度出发，特别是在坚持康德关于“一般直观”与“特定形式的直观”之间的区别这一前提下，通过梳理康德关于先验演绎的文本，才有可能重建康德的先验演绎的证明结构，确认这一结构的综合性。(《论康德的先验演绎证明结构的综合性》，《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韩秋红认为，康德哲学是古典哲学的终结，又是现代哲学的开端。叔本华作为现代哲学的开山祖，是从康德出发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从科学方面说，康德结束了那种认为知识反映外在实在的古典意识，开辟了实在不过是人们所经验到的世界，而科学不过是关于这个经验世界的符号系统的现代意识。科学似乎失去了神圣性，但却丢掉了沉重的包袱，获得了原动力和生命力。从伦理方面说，康德挖掉了古典伦理那绝对、永恒的形而上学基础，代之以一个所设定的基础，使伦理学也真正地成为了以人自身为根据的学问。或者说，康德告诉人们，关于人生的问题，只有从人的自身才能找到答案。(《康德哲学的人本化启示》，《长白学刊》1999年第3期)

二、关于黑格尔哲学〓章忠民指出，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由于对目的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关系的不同的理解和把握，便有了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之分。黑格尔批判、克服前人在目的观念上的外在、“应当”之僵硬和虚幻，抓住人类行为活动的目的性这一根本特性，深刻揭示、呈现出目的的内在环节，并对目的与工具的辩证矛盾加以精辟论述，从而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体的客观制约性的矛盾统一于“目的理性”，为切实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关系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对黑格尔“目的理性”的批判及运用，有助于理解和阐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价值学说与工具主义所人为设置的目的与工具的对立僵局。(《黑格尔“目的理性”的确定及其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金林认为，要真正理解黑格尔，不能仅停留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纯原则及纯理性的方面，还应从黑格尔本人对思辨理性及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来看待它。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与辩证法是不可分离的，通过辩证法，黑格尔克服了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并使唯心主义的一般理想和基督教信仰达到了高度的和谐。这也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价值和宗教价值。HTK〗(《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价值和宗教价值》，《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

哲学专业论文 篇5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

Thinking About College Counsellors' Professional Quality

Und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Perspective

LIU Siyue

(Business Schoo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AbstractEducation philosophy is a practice philosophy, teacher'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upport of teachers' personal education philosoph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art from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teacher education philosophy, to discuss reason and the actual effect of today's college counsellors' lack of individual education philosophy.

Key wordseducation philosophy; counsellor; professional quality; lack; promotion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领悟哲学，是一个教师作为教师的精神性前提。教师需要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灵活地运用教育理论，确立自己的教育思想，形成个人教育哲学。而作为教师个体，也需要教育哲学来对其具体的实践进行相应的指导。笔者认为，在教师专业发展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重提教师个人教育哲学对于希望成长为反思型或专家型的高校辅导员来说相当必要。

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素质和整体质量的提升，对于教育工作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希望通过对高校辅导员专业素质的研究，唤起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对辅导员专业素质重要性的认识，树立高校辅导员教师的专业化形象，使更多具备专业化知识和能力的教师积极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提高高校辅导员的专业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形成专业情意，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和锻炼自己，以更好地适应教育工作。

2 概念的界定

2.1 个人的教育哲学

国内著名教育专家朱小蔓教授从内容上讲个人教育哲学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教师的教育目的观、教育功能观、教育目标观的时代性转化。第二个层面是教师的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和学习观。第三个层面是教师的人才观、成材观。如果一个教师在以上这些层面都有自己的想法，并形成了自己的信念，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教师形成了自己的教育哲学。

就笔者理解，所谓教育哲学，是用于指导教学实践的普遍的哲学观念，也应该是教师的教育信念，可以用来指导实践，指导具体的教学活动。而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其实也就可以理解为教师个人的教育观。个人的教育哲学，也可以看作是一般哲学与教学活动（实践）的一个中介。它实际上是对许多教育现象完整、系统地一种抽象化的概括，属于应用哲学的一部分。

2.2 辅导员的专业素质

翻阅相关文献资料，很多学者都从教师专业素质的角度探讨了教师入职所需具备的专业结构，以下是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在顾明远教授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教师素质”被定义为 “教师为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所具备的心理和行为品质的基本条件”。①

林崇德教授认为教师素质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决定其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思想和心理品质的总和。教师素质在结构上，至少应包括以下成分：教师的职业理想、教师的知识水平、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师的教学监控能力以及教师的教学行为与策略。②

叶澜教授从当代教师专业素养的基本要求这一角度来探讨教师素质问题，她认为对人类的热爱与博大的胸怀，对学生成长的关怀和敬业奉献的崇高精神，良好的文化素养，复合的知识结构，在富有时代精神和科学性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教育能力和研究能力，在实践中凝聚生成的教育智慧，这就是我们期望的未来教师的理想风采。③

辅导员专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其工作展开的成效，那么，对于高校辅导员来说又要具备什么样的专业素质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其次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较强的知识结构，并要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来；第三，要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较好地进行自我调节，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法。

3 辅导员教育哲学的缺失及影响

3.1 缺失的原因

高校辅导员为什么会欠缺个人的教育哲学思想？求其根源，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里，向来是重经验而轻理论。这就导致很多辅导员想当然地认为哲学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洞且乏味，从而排斥教育哲学，也就更谈不上自己对此有什么见地。所以，辅导员个人教育哲学的缺失一方面是因为对教育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缺乏思考，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在教育实践中很多辅导员并没有把外在的教育哲学思想内化为自身的教育哲学思想，形成个人教育哲学观。

3.2 对辅导员专业素质的影响

石中英在《教育哲学导论》序中，提到这样的一段话“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教育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但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这里所谓的肤浅，就是指个人教育哲学缺失的教师个体。那么，这种个人教育哲学的缺失会对高校辅导员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教师会失去反思的意识，而变成纯粹的教育工具。只是单纯的传递知识，而不懂得思辨，不会总结所遇到的教育现象，教育问题。单纯的就事论事，先前的经验对后世的发展起不到借鉴与指导的作用。其次，教育教学的工作是比较繁琐的，身为辅导员不仅要上好形势政策课，还有许多日常事务需要处理，要时刻关心学生的思想状况，要保持前进的状态进修，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所以很多辅导员根本还没有达到做教师的顶峰，就已经丧失了做教师的热情。第三，拥有个人的教育哲学，能有助于辅导员更好的理解教育公平、民主等一系列问题；有助于辅导员改变与学生的关系，认识到他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教师就不会总是那么高高在上。

4 教育哲学指导下辅导员专业素质的提升

教育哲学试图解决的都是教育最深层次、最基本的问题：教育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教育与人、教育与知识、自由、民主等等。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可以指导我们怎样去认识作为教育对象的人，以及怎样认识教育本身。

4.1 统领全局，活的灵魂

辅导员是高校日常教育工作的引导者和执行者，他们有无教育信念，持有何种教育哲学的理念，直接影响着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学校教育工作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是学校工作活的灵魂，是推动辅导员工作的动力。辅导员的工作性质特殊，与学生的联系较为广泛。从新生入学到毕业就业，从学生作息考勤与家长的沟通，从学生干部的选拔、考核到入党积极分子的考察与培养，从奖学金的评比、助学贷款的申请到综合测评、各种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都离不开辅导员的引导和参与。

教育必须以一定的教育哲学为指导，否则会易于迷失教育的方向。辅导员个体专业素质和教育涵养的提升需要加强对教育哲学的追问，但是教育哲学的学习并没有捷径可走。我们要具有不甘于被教育所“奴役”的心态和胆识，以教育哲学为工具，边教边学边反思，在反思中可以看见教育的精神。要让教师真正关心教育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关注以往教育者的思想创造和实践创造，从而反思我们的教育。

4.2 指导教育实践

我们都很明确，教育过程是非常具体的，有无数琐碎的小事构成，那么教师的个人教育哲学应该怎样与实际相结合呢？或者也可以说，有些一线的教师总是存在这样的困惑，教育哲学不能对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有直接帮助，因此他们比较忽视，甚至抵触，长久以往也就不愿意和哲学扯上关系。其实，这些种想法都是相当片面的。教育生活的实际和生动，使教师首先关注的就是教育的方法和技术，并不问津其背后的思想基础，这是正常现象却很不理想。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对实际的教学工作，实际上起着很大的指导与参考作用。究竟怎样来判断哪些倾向是值得鼓励的，那些行为是需要禁止的，这都暗含了教师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判断，而这种价值观的概念正是哲学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可以正确指导教师进行教育实践。

4.3 成长为反思型的辅导员

教师个体要最终拥有自己的教育哲学观念，需要在心底培养对教育哲学的兴趣，认同教育哲学的价值。这就要求了教育哲学的研究者，不要过多地使用所谓的术语和话语方式，写出让人难以理解的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文章，尽量使教育哲学的著作深入浅出而不是晦涩难懂。而一线教师所要做的，是要将注意力从对日常教学事务的关注，转移到对教学的反思和梳理上来，培养自己的反思意识，对自身的教学习惯、教育观念、教学手段等进行再思考和再认识。激发教师从研究的角度从事教学工作，不断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从而促进其思考性和感悟力的增长，全面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教育智慧，循序渐进地形成个性鲜明的辅导员个人教育哲学，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

简而言之，教师个人教育哲学的形成，其素养积淀的漫长过程，正所谓“厚积而薄发”，而辅导员的专业化成长也离不开教育哲学的支持。如果真到了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在教育领域自由学术的氛围，不再有那么多的功利教育思想缠绕的日子，也许才是教育哲学瑰丽绽放的年代。教师个人教育哲学的磨练与积淀，高校辅导员专业素质的形成与提升都是这样一个需要耐得住寂寞的过程。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得到的正是对教育理念的清晰认识。

注释

①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卷2）[Z].上海：上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16.

②林崇德。教育的智慧――写给中小学教师[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9:31.

③叶澜。新世纪教师专业素养初探[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8（1）:46.

参考文献

[1]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刘庆昌。教育者的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3]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陈建华。基础教育哲学[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哲学专业论文 篇6

作为哲学专业的二级学科，美学本身的哲学情愫不可置疑，且不说其命名者鲍姆嘉通在命名时就是赋予这一学科以哲学应有的学科内涵，其研究目的和学科宗旨都是与哲学紧密相连，就是后来在美学上颇有造诣的美学家如康德、黑格尔、克罗齐、海德格尔等等也都是哲学界的大儒，美学从属于哲学这无论从学科体系的关联度抑或学科自身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内涵都无可厚非。美学以感性为研究对象恰好弥补了哲学领域对感性研究缺失的遗憾，因而美学遂成为整个哲学领域最富感性特征的学科。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学衍生于西方，因美学置身于哲学领域，西方学者尽管在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上都毫无例外地以感性为唯一答案，但其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上这些学者又回归到自己所熟知的西方哲学中，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来应对美学研究，把感性的认识排除在哲学的研究范畴之外，认为只有理性认识而非感性认识才能更接近真理。美的本质问题便成为延展这一矛盾症结的最突出表现。简单梳理一下西方美学史，不难看出美的本质问题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美学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从克罗齐到海德格尔，美是什么成为这些美学家探寻美学圣殿不得不首先敲开的第一道门。带着这一根源性的症结，中国的美学研究者接受了西方美学中对这一问题的困惑与思辨，吕荧、高尔泰所倡导的“主观派”,蔡仪所代表的“客观派”,朱光潜所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及李泽厚所倡导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统一派”都是对美的本质质问的本土化翻版。康德所描绘的“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1]在诸多的哲学化的理性思辨中杳无踪影，而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以及民众的审美接受心理与这一学科西方化的专业属性恰又难以契合，进而造成了美学学科属性的模糊，美学成为穿梭于诸多晦涩、抽象概念和术语之间的文化游戏。美学自身的哲学属性与其应用的专业体系之间并非十分协调。如前所述，美学进入国内后首先是作为建筑学系的课程而设置的，即使在今天看来，哲学系开始美学专业或者美学课相对于中文系或艺术系而言也少得多，固不说哲学系本科专业设置中本无美学一说，就是作为二级学科的研究生专业，全国设置的学位点也数量有限，而比起哲学系本源化的根正苗红的美学课程而言，中文系、艺术系乃至其他学系所开设的美学课程要普泛而且哲学味弱化得多。如果采用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的划分标准，哲学系开设的美学课程应属于“自上而下的美学”,中文系、艺术系等设置的美学课程自然可以划入“自下而上的美学”之列。“自上而下”意味着从美学的本源入手，探讨美的本质、意义乃至形而上等问题自为这一类美学本身的应用之义，“自下而上”的美学则不然，它更侧重于从日常的审美经验、审美心理出发来进行美学问题的探讨，这与当下所倡导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不谋而合，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进而窥视整个美学体系的本质意义。然而因为美学学科的多重属糅并济，再加上历史上对这一学科课程体系缺乏清晰的界定，因而当下的美学教学通常采取“一锅烩”的教学策略，陷入二律背反的教学窘境中不可自拔。

2课程整合：美学课程教学的属性归类与学科界定

由于美学与哲学的亲缘关系，国内的学院美学一直注重其本身的哲学思辨性，美学教学通常也以美学知识的传授为主体。诚然，国内高校开设美学课程的基本目标还是相当明确的，美学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学生成为能够懂得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美和欣赏美的人。”[2]但实际情况是，简单的知识传授与学生审美观的培养与提高很难达到有效链接，抽象甚至晦涩的美学理论其接受的前提就是接受者要具备起码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理论驾驭水平，而这对缺乏哲学理论背景的多数学生而言几乎难以成为现实。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年复一年的理论阐释早已将美学枯燥的理论体系衍化为一种毫无实用价值的教学“布道”,由此引发的美学“不美”遂成为众多美学课程教学者异口同声的共同呼声。于此，美学课程教学“因材施教”,摒弃传统上“一锅烩”的教学模式，分而治之，弱化美学学科的哲学属性成为变革这一教学瓶颈的关键所在。从当前开设美学课程的常态设置来看，哲学、汉语言文学和艺术学成为美学课程的主打阵地。哲学是美学课程的孕育摇篮，因而在哲学系设置美学课无疑是最具本源性的学科取向。哲学系设置的美学课程所面对的是具有较强哲学理论功底、理性思维较强的学生，因而无论是对美本质的探讨抑或那些颇富思辨性、哲理性的美学问题都可能成为这些学生日常关注的教学命题。当然，尽管在哲学系，美学也是分而论之的，对哲学专业的本科生以及哲学的二级学科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研究生专业而言，美学课也就是专业内的普选课程，其教学目的无非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只不过是这些专业的学生由于具备了较强的哲学功底和哲学思维能力，对美学课程中抽象的概念术语要比其他专业容易接受一些。哲学系还设立美学专业，这是哲学专业的二级学科，只有研究生才开设这一专业，这是系统学习美学知识，培养具有深厚美学理论功底和较高审美能力的专业，在这一专业设置中，美学被进一步细化，中国美学、西方美学、比较美学都成为这一专业所涉猎的对象。任何美学学科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和颇具时代前瞻性的问题都是这一专业学生日常探讨的知识目标。美本质等困扰诸多中外美学大师的理论问题便成为这些哲学专业美学学习者的首要研究对象。而这一类美学姑且可以称之为哲学美学，以哲学美学为教学研究对象自然构成美学教学的第一种模式。美学教学的第二种模式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的美学课程教学形态。作为汉语言文学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汉语言文学开设美学课程在当下教学语境中几成常态，同时也是开设该门课程最为广泛的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开设的美学课程与哲学专业的美学课程既有共同性更有差异性，共同性在于，两种美学课程体系的本源是一致 的，其最终目的也是一致的，都是提高接受者的审美能力和研判水平。但两者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汉语言文学专业以语言文学作为研究和教学对象，中国文学注重的多是形象思维，较少西方文化的抽象观念，因而探讨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审美内涵多是从形象化、感悟式的语言描述入手，极少抽象的概括性的理论阐释，即使像《文心雕龙》这样的鸿篇巨制，其语言呈现的形象性也大为可观。于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美学课同样要遵循这一专业的课程共性，以具象的文学作品为考察对象，探讨这些文学形态衍生、发展的审美维度。另外，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美学课程其先修课程是文学概论，文学概论是对文学现象以及文学发展规律的本质化概括，已具相当的理论色彩，而美学则是承继文学概论，进一步对文学现象以及文学衍化规律的审美观照，在审美发生规律和文学活动的自身意义、审美经验的构成与文学创作心理机制、审美体验与文学价值诉求等方面构建对话与桥梁，而这些审美观照都是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现象为研究蓝本，不需更不必深化为艰深乃至晦涩的抽象理论去加以阐释。因而采用哲学专业的美学课程教学手法来建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美学教学，其教学的路径和方向都是错误的，而这恰是当前美学课程普泛性的教学现状，也是诸多学生厌倦美学课的最终缘由所在。大学美学课程教学的第三种模式是艺术学开设的美学教学形态。如果说清政府首度引入美学课程并将其设置于建筑学系是当时教学体例的混乱使然，那么，今天诸多艺术学将美学课程列为基础课程却是该课程本身对艺术专业具备的重要指导意义。宗白华曾经指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3]尽管哲学美学也是将艺术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丹纳的《艺术哲学》事实上就是一部美学着作，康德、黑格尔等一代美学大师对艺术多有真知灼见，但这些美学着作中的艺术更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形态，与当下的艺术专业注重那种操作性、实用性的艺术形态不可比拟。因此，在艺术专业开设美学课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对艺术类实践课程教学提供一套审美参照体系和评判准则，它是艺术实践学科的提炼与深化，同时也是美学理论在艺术实践中的自我检测与自我修正。当下艺术类美学教学依据专业的变化也发生了重要变迁，单纯的美学让位于《绘画美学》、《音乐美学》、《设计美学》、《建筑美学》、《舞蹈美学》以及《服装美学》等等更为细化的学科，这些细化的美学课程无论是教材编写抑或课堂教学和课程评价都很难回归于本源性的哲学美学学科体系中，美学在这诸多的艺术形态的课程教学中完成了从抽象到形象，从理论到实践，从形上之道到形下之器的华丽转身，几百年前鲍姆嘉通所冠名的美学由此完成了最富现实意义的身份蜕变。

哲学论文 篇7

摘要：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流派，也是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价值观以及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两大思想体系。这两者实际展现了人心灵的两个侧面。本文从几个侧面试阐述道家和儒家的关系，主要是其思想差异。

关键词：道家；儒家；关系

一、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展现了一个充满玄思妙想的神国仙境。

它不遗余力的讽刺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其他一切人为的东西。认为最高的境界是“自然”，呼吁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思维。与之相对照的是，儒家强调个体要再社会体系之内合理发挥自身的作用。

道家思想被很多自然地接受了，但是它对少数群体是一种威胁和侵蚀。其中包括，儒者和一些因循守旧者是最坚定的反对派。我们面对这些彼此争议的思想体系时，要再次提防和具体历史相结合。中国的历史并不衍生于上帝的恩赐，而由神缔造的历史只会在哲学和宗教上催生一个排他的真理。

二、儒家和道家就其大者而论，是互为补充而非互相排斥。

儒家的社会心理取向是乐观的理性主义，道家的心理取向是悲观的神秘主义，二者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恰相反，但又相互关联。儒家和道家之共生，恰如中国文明的表与里，其和谐远比对峙要重要。我们在理解儒道互补，以及后来儒释道互补的关系时，切忌裹挟西方文化的狭隘性，将它们看成是相互竞争的思想和彼此敌视的宗教。

道的含义相当宽泛，所以道家的形象也因此有些扑朔，道家所指，也从哲学著作到宗教膜拜，涵盖甚广。

实际上，说道家是包括道家思想和道教两个层面的。尽管道家哲学和道教都尊崇老子以及一些真实和被神化的人，共用一些术语和经典，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大，不逊色与它们与儒家思想的差异。

尽管道家哲学和道教真贱存在巨大的张力，但是二者大抵相安于各自的生活和观点。道家哲学的最高理想是“顺乎自然”，而道士的志趣和宏愿则是战胜自然、炼丹成仙。不过二者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

当儒者们都批评道家时，他们是在撇清与道家中某一群体的干系，这一群体对儒家和道家哲学都不以为然。这是被庸俗化的道家，它们虽然能以道术、占卜和其它机巧讨人愉悦，但是难逃名不副实、故弄玄虚的腹诽。

道家对各个层次的人都有巨大的吸引力，浪漫的、轻信的、沮丧的、犹豫的都容易接受道家，对这些人而言，儒家思想是无足取的。同事道教也是传统中国人日常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不过后来儒教分享了道教的空间，改变了道教的历史。

道家哲学在思想上和儒家有些根本的不同，先秦时候道家和儒家的中坚力量对此了然于心，所以他们竭力澄清差别以彰显彼此所信仰的真知。不过，由他们思想的具体内容看，儒家和道家都有令人折服的中国文化特质，那就是二者都重直觉而轻视公设，重启发而轻祥言，重譬喻而轻演绎。道家不像儒家那样推崇人世的价值，但是对人生问题也贡献良多，二者都分担着对世道的关注。除此之外，道家还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他们比先秦儒家更热衷于对自然进行宇宙论的反思。儒家和道家都认为互依互补的阴阳是一种和谐有机的互动，并以此解释世界上的种种变化。但是道家不同于儒家的是，它更关注自然，并把自然理想化。

道家思想的要旨就是“反者道之动”，对天地之间任何观察到的事物，道家都以此解释，这和儒家更愿意析取人类心理的原则不同。

三、在这里有必要将链各个学派的分歧廓清。

儒家认为人应该与自然和他们和谐相处，而且，人就是儒家价值的标尺，故而，我们可以称儒家为“人道主义”。而道家认为人的理想生活是与自然的和谐生活，必要时候可以离群索居。道家价值的试金石是自然，而非人，所以我们可以称道家为“自然主义”，且是一种极端的自然主义。但是成道家为自然主义会让我们感到有些混乱：在西方，人道主义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观念，自然和人道是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国，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却成了哲学上的两极。

在思想史上，思想总是在回应问题中得以明确。在西方，人道主义源于对宗教权威的回应，非宗教的自然因为这种历史和文化原因同人道主义连接起来。在中国，道家对自然的理想化是因为对人类无力保证社会的 安定和秩序的悲观失望，道家讲自然看做是对人世的抗拒。当然，中西方的自然主义各有来由，其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联方式自无高下理乖之分。

四、道家视世中人为蒙蔽失真之物。

道家诛伐君政朝廷，忧虑颈部和文明，警戒能攻技巧，视所有标准、差等、名分为导致完满无缺之自然崩蚀退化的原因。

道家和儒家一样生于乱世，但是道家主旨是行于人世如履薄冰，何不退隐山林。对于人世的否定，是道家哲学的出发点。而儒家恰恰是另一种思维和应对人世和人事的方式，其强调的恰恰是如何适应这个人世。

由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儒家和道家恰好是那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两种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是应对社会的两种恰好有别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