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后记范文参考(热门（精选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本文是勤劳的小编给家人们整编的论文后记范文参考(热门（精选6篇），仅供参考。

论文后记 篇1

大学生活即将告别，心里万分的不舍。经历了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之后，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写作论文时内心那份*静的可贵。回首这三年的求**程，对那些曾给予我学业和生活上指导与帮忙过的人，我内心充满了感激。

首先我要感激我的导师XXX副教授，从初入学时的迷茫到现如今对未来生活和工作有了清晰地认识和明确的方向；从刚开始写论文时的毫无头绪到这篇论文的定稿，X教师都给予了我很大的指导和帮忙，为此X教师也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在大学的三年时间里，我深切的感受到了来自X教师的关心、爱护和教导。

他作为我的教师，在学业上为我指点迷津；作为长辈，在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

X教师为我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念至深。能师从X教师，我为自我感到庆幸。在此谨向X教师表示我最诚挚的敬意和感激！

那里我还要感激学院里的各位教师，感激XXX教授，X教师在课堂上给予了我许多的指导与提议，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激。

感激与我同窗近三载的同学，与他们相处的日子里，他们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忙。他们对我的帮忙让我感受到家人的温暖。感激XXXX的全体同学，这段同窗之谊，我终生难忘！

最终，再次对这三年里给予我关怀与帮忙的教师、同学及家人致以最真挚的谢意！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我必须谨记教师们对我的教导，认真踏实的工作与生活。

论文后记 篇2

回顾上世纪我国众多会计问题的争议中、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和发表论著之多，乃至辩论之热烈，似乎没有哪个问题能超过记帐方法之争。尤其是我国自创记帐方法之多和多种记帐方法并存局面维持时间之长，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今天，尽管记帐方法之争在我国已成往事，出于保存会计史资料的考虑，我们试图将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简要地记录下来。但是，由于受占有资料的限制和作者水平的限制，遗漏与错误之处，还请读者给予补充和纠正。

一、第一部会计著作的问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的第一部会计著作竟出自清末的一位职业外交官之手。“蔡锡勇的《连环帐谱》，为中国之有会计学术著作，破了天荒！”（杨时展，《中华会计思想宝库》总序）作者蔡锡勇（1850－1897），福建龙岩人，同治六年毕业于广州同文馆，擅长英语，曾任驻美公使馆翻译官，回国后留广州实习馆任教员。以后，蔡锡勇被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任命为洋务局委员，以及以道员衔受命筹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织布局等新兴实业。蔡氏以其坚实的外文根底，一直与洋人打交道，接触西洋文化的机会颇多，特别是对当时在西方已普遍推行的借贷复式记帐法极为推崇，由是萌发向国人介绍与推广这种先进记帐方法的念头。从钻研到执笔，数经寒暑，终于写成《连环帐谱》一书。但在生时未能将其付梓，后经其子蔡璋赴日本考察，对全书加以校订，《连环帐谱》才得以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湖北官书局出版发行。

《连环帐谱》一书，既以意大利首创的借贷记帐原理为蓝本，又力求“参以中土要理”。因此，该书将帐户借方译为“该收”，将贷方译为“存付”。其记帐要领是：“凡货物出入经我手者，必有来历去处，我该收即彼存付，彼该收即我存付”，从而构成收付、存该的连环，收付之结果与存该之结果也必相连环，故称“连环帐”。书中举有实例，运用中式簿记的传统帐簿格式及书写方式形成“帐谱”，因而命名《连环帐谱》。由于受当时保守思想和社会环境的限制，此书出版后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1907年，我留日学者谢霖和孟森在东京出版《银行簿记学》一书，这是我国继《连环帐谱》后的第二部会计著作。这本书结合银行业务，将借贷记帐法原原本本地引进中国，并且采用西式帐簿和横写的方式，运用阿拉伯数字记帐，使中国人初次见识了西式簿记的真面目。

以上两书自出版到上世纪末已有90多年，后学者已经很难见到原著。为使这些“海内只存孤本”的瑰宝不致湮没，1997年谢世的著名会计学家杨时展，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终将这两部20世纪初的出版物，连同会计界前辈杨汝梅（众先）1926年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无形资产论》共三书汇编成《中华会计思想宝库》第一辑，并为《宝库》撰写了总序言，在中国财经出版社按原书版面影印重新出版。此举对保存中国会计史籍，弘扬中华会计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二、改良中式簿记与西式簿记之争

上世纪的30年代，是我国会计界对记帐方法论战的开端。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全面引进西式簿记？还是在传统中式簿记基础上加以改良？双方的代表人物都是当年上海著名的会计师：一位是主张全面引进西式簿记的潘序伦（1893－1985），他早年留学美国，曾获经济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在东南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27年创办“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翌年改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并先后开办“立信会计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出版、发行立信会计季刊、立信会计丛书，对我国会计事业，尤其是对西式簿记的引进和我国会计的革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位是执着地推广改良中式簿记的徐永祚（1891－1959），早年就读上海神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天津中国银行和上海物品交易所任职，1921年创办“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出版、发行会计杂志和专著，开设会计人员训练班，曾为数以千计的工商企业建帐、查帐、培训会计人员，在当时上海工商界，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引发这场论战，起于徐永祚《政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的发表（随后还有《改良中式簿记实例》、《改良中国会计问题》、《改良中式簿记缘起及简章》等论著问世），当即引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成员的责难，先后有潘序伦《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顾准《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钱酡溅《对于徐永祚君“改良中式簿记”之批评》等一系列论文的发表，针对改良中式簿记的内容提出质疑乃至批评。以后在双方的刊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各为自己所主张的记帐方法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交锋。

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以徐永祚为首的改良派认为，尽管中式簿记存在许多问题：如帐簿无一定组织，记帐无一定科目，记帐简略而过帐繁复，记帐单位凌乱，各户层次不清，未采用多栏式记帐等等，但是都可以参照西方复式簿记原理加以改良，仍然保留收付为记帐符号及中式帐簿记帐方式等传统做法。而以潘序伦为首的改革派（郭道杨，1988）则认为，改良中式簿记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中式簿记是不科学的、不进步的，只有借贷复式记帐法（西式簿记）才是科学的、进步的，从发展趋势看，中式簿记必然被西式簿记所取代。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双方刊物停顿，争论暂时搁浅，但两大会计师事务所仍各按其主张推行不同的记帐方法。直至解放前夕，我国工商企业中采用借贷记帐法者多为大型企业，采用改良中式簿记者以中型企业为主，而在一些小厂、小店，有的用改良中式簿记，有的仍沿用单式收付记帐法。但是，各高等商科院校会计系从选用教材到讲授课程，则只讲借贷记帐法，从无动摇。

我国著名会计史学家郭道杨教授在《中国会计史稿》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翔实的记载，并且作出了公正的评价：“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改革或改良中国会计之争，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计学术讨论与交流，是我国老一辈会计学家、学者为振兴中国实业，改进中国会计落后状况而作的重要努力，也是我国会计学术初步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

三、收付记帐法与借贷记帐法之争

（一）记帐方法之争在新中国的延续。

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上海《大公报》于1950年1月和3月先后发表了章乃器所撰《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帐》及《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帐》两篇论文，主张“统一地依据货币的收付关系而记帐”；换言之，即以现金的收付为基础，根据现金的真收付和现金假收付（转帐业务）的观念来记帐。也就是后来的“现金收付记帐法”。作者断言：“我们固有的收付记帐法，不但是民族的、大众的，而且是更科学的。反之，外来的借贷记帐法，当然不是民族的，不是大众的，而且还是不够科学的。”以上两论引发的议论，自然是强烈的，可是当时还没有专门的会计刊物可以提供读者讨论的园地。直到1951年1月《新会计》创刊，当时担任中央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司长的安绍芸，在这期刊登的《关于记帐方法的说明》一文中说：“中国现在通用的记帐方法有二：一为借贷记帐法，应用复式簿记原理；一为收付记帐法，就是章乃器先生和徐永祚会计师等所提倡的记帐方法……。一个是新的，外国的；一个是旧的，中国固有的。究竟那一个好，那一个不好，见仁见智，直到现在仍得不到解决……。孰优孰劣，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一段话就为记帐方法之争在新中国的延续开了绿灯。

1951年2月，《新会计》发表了张道传、朱家珍合写的《讨论章乃器先生的收付记帐法》一文，作者认为：收付记帐法的观点着重于“现金观点”，借贷记帐法的观点，则着重于“财政观点”。在举例比较分析后，提出“现金观点”是片面的，主观的：“财政观点”才是全面的，客观的。因此认为借贷记帐法比收付记帐法更科学，更进步。《新会计》编者在发表此文前面加有按语，希望以此文“作为一个引子”，引起各方面都来参加讨论。

（二）五花八门的收付记帐法相继出台。

《新会计》1951年2月另又发表了《我所知道的四种收付记帐方法》，此后，在《新会计》和1952年创刊的《工业会计》，1959年创刊的《企业会计》以及1964年创刊的《会计》（以上几种杂志均系前者停刊、后者发行），乃至1979年创刊的《财务与会计》等杂志和其他报刊均断断续续地有新的收付记帐法提出，也有对这些方法进行讨论的文章。就以我们当年收入文集的收付记帐法就达十几种之多。在这么多的收付记帐法中，有单式帐，也有复式帐；有的名同实不同，也有的实同名不同，不免让人有眼花镣乱之感。但是在这么多的收付记帐法中，有的影响较大，有的使用范围较广，有的仅昙花一现，有的使用时间较长，殊不一致。现择其中三种说明如下：

1、现金收付记帐法：现金收付记帐法的特点是以现金作为记帐主体、用收付指明记帐方向的一种不完全的复式记帐法，也是我国固有的“跛形帐”的发展。本文前面介绍的徐永祚会计师的改良中式簿记和章乃器先生所倡导的收付记帐法基本上均可归属此类。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不少工商企业采用它。1949年后，银行系统、供销社系统、事业单位和不少工商企业均采用过它，人民公社初期的生产队也使用过现金收付记帐法。

2、财产收付记帐法：《经济研究》1962年第9期刊登了阎伯臣、何光裕、吕伯炎合写的《关于记帐方法的探讨》一文，首次提出了“财产收付记帐法”的概念。两年后，他们又在《会计》1964年第9期发表了《谈谈财产收付记帐法》一文，详细地介绍了财产收付记帐法的基本内容。财产收付记帐法是以财产为记帐主体，用收付作为记帐符号，实行“同收、同付、有收有付”的记帐规则，并采用“收入－支出=结存”为平衡公式的一种复式记帐法。

与其他新的记帐方法提出时一样，财产收付记帐法也引发了不少议论，就在《会计》1964年第11期和第12期上，先后发表了《对财产收付记帐法的几点意见》和《实行财产收付记帐法的几点体会》二文。前者持反对意见；后者则认为在生产队实行财产收付记帐法的过程中好学好做，取得了成绩。在以后的讨论中，正反两方的意见都有，而反对者的意见多集中在对“同收、同付”的记帐规则和平衡公式方面，认为不符合客观规律。当时，推行财产收付记帐法的多为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财产收付记帐法后来亦称“以钱物为主体的记帐法”或“钱物收付记帐法”。

3、资金收付记帐法：资金收付记帐法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1965年开始在供销社系统先试点，翌年开始在供销系统全面推广。1970年由于机构合并，原来实行资金收付记帐法的供销社系统改用了增减记帐法，而在其他行业中却仍然有采用资金收付记帐法的。所谓资金收付记帐法，是以企业资金为主体，以收付为记帐符号，以“有收必有付，有付必有收，收付必相等”为记帐规则，来直接记录和反映资金及其运动的一种复式记帐方法。

但是，从1966年开始，行政事业单位所使用的“资金收付记帐法”与上述同名记帐方法又有所差别。它将原来使用借贷记帐法时使用的多个会计要素改变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资金结存三个会计要素，将原会计等式改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资金结存。这种资金收付记帐法一直沿用了三十多年，直到1997年《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后，才废弃资金收付记帐法，统一采用借贷记帐法。这在新中国会计史上，资金收付记帐法是唯一由政府规定并在行政事业单位使用时间最长的记帐方法。

四、增减记帐法与借贷记帐法之争

在我国众多记帐方法的争论中，争辩最为激烈的，又莫过于增减与借贷之争。虽然在这段期间，也有不少其他记帐方法提了出来，但是这些记帐方法都没有增减记帐法的影响大。讨论增减记帐法曾形成两大高潮：一是在文革前的1964年—1965年，仅是财政部主办的《会计》杂志编辑部，1964年收到讨论记帐方法的600多份来稿中，就有400多份是涉及增减记帐法的；1965年收到的900多份稿件中，就有200多份是支持增减记帐法的。至于第二个高潮则发生在文革结束后至80年代末。

（一）关于增减记帐法的创始时间及首轮讨论。

关于增减记帐法的创始时间，根据60年代的一些报道及书刊都说该法创始于60年代，或者更明确地指出它产生于1964年。本文第一作者曾经在自己经手汇编的文集中，转载了梁润身1947年发表于（《公信会计月刊》的《以增减分录法代替借贷分录法之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全文。可见增减记帐法并非创始于60年代，而是在40年代就提出来了。随后作者又在《江西会计》1983年第4期发表《增减记帐法问世记》一文，除介绍《商榷》一文的主要内容外，还介绍了该文发表后曾经引发的一些争议，也可说是40年代对增减记帐法的首轮辩论。

如前所述，《商榷》一文发表于《公信会计月刊》第11卷第2期，紧接在同卷第3期发表了3篇讨论文章：其一是梁士桢所撰《增减分录法可以代替借贷分录法吗》，此文的主要观点为“增减分录法仅为借贷分录法之变形，此变不仅不如不变，是更弄巧成拙”；其二是刘华胜所撰《为增减分录法进一言》一文，他希望“增减分录法能明了显示于一般读者之前，或更能推用于我国商业会计上，则笔者有厚望焉”。其三是原作者梁润身续写的《以增减分录法代替借贷分录法之再商榷》，对前文作补充陈述。《公信会计月刊》主编在刊发以上三文的当期《编后记》中说明：《商榷》一文发表后，“已引起读者正反之响应，梁上桢君之意见持反对论，刘华胜君主补充之意见，并有梁润身君之再商榷，编者特为并存，以供参考。为节省篇幅起见，此一问题将不予续刊”。由于主编过早地结束了对增减分录法的讨论，使《商榷》一文从发表到“正反之响应”的刊登，只在同一刊物的先后两期出现，因而增减分录法不能得到更多的讨论，也不能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就被打入了冷宫。

（二）商业部的起用使增减记帐法复活。

当梁润身的增减分录法沉寂了16年后，新的“增减复式记帐法”问世了。《经济学动态》1963年第6期刊发了倪关全的《新记帐方法的探讨》一文，所提出的新记帐方法的特点是：“新记帐法概以资产增减变化的实际增减为增减”：“它的平衡公式是：经营资金=资金来源。增减记帐法是发展复式记帐原理，带有根本性改革的新记帐法，它揭开了借贷记帐法隐蔽经济活动的外壳，搬走了收付记帐方法游移多变的障碍”。此文提出的记帐原理与《商榷》并无根本区别，但在用词上已有所革新，如将“正面资产”改为“经营资金”，将“负面资产”改为“资金来源”等。也许由于这篇文章没有刊登在会计期刊上的缘故，未能引起会计界的注意，甚至有些人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1964年，商业部财会局开始研究记帐方法，他们在比较了传统中式收付帐与现金收付记帐法后，决定采用增减记帐法。当然，在经过商业部进行再加工后的增减记帐法，虽然没有脱离《商榷》所提出的增减分录法的基本记帐原理，但是它已经紧密地结合了商业系统的实际，无论从记帐原理的表述到凭证、帐簿、报表的设计都有了进一步的充实与提高。这些都使增减记帐法成为众多新记帐方法中较为显眼的明星，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新记帐方法。当年大专院校的会计教材中，除讲授借贷记帐法外，也讲增减记帐法，有的除讲以上两法外还讲其他记帐方法。同时，在我国的东邻日本，增减记帐法也引起不少专家教授的研究兴趣，如马场克三、吉尔查、高寺贞男和西村明等教授，或将集思的《谈谈增减记帐法》译为日文，或写专论予以评介，掀起过一阵讨论热潮。

（三）加上“社会主义记帐方法”桂冠后的增减记帐法。

1966年“文革”开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借贷记帐法也难逃劫数。有人将借贷记帐法定性为“资本主义记帐方法”；与此同时也将增减记帐法定性为“社会主义记帐方法”。其理由是：前者是从外国引进的，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如借贷的“晦涩难懂”就是“为资本家弄虚作假服务的”等等；而后者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样给记帐方法定性后，许多原来一直采用借贷记帐法的工交企业迫于舆论压力，纷纷废置借贷记帐法而改用增减记帐法。据1980年的一次调查结果，实行增减记帐法的工交企业，一般省市有50%左右，有的省市多达70%—80%。

五、记帐方法争论的休战前后

（一）打响会计界“拨乱返正”的第一炮。

正当增减与借贷之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发表在《中国经济问题》1978年第4期的《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回答了当时记帐方法争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记帐方法有没有阶级性？二是强加于借贷记帐法的种种罪名能否成立？论文认为：记帐方法是记录经济业务的技术方式，它本身没有阶级性。给任何记帐方法戴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帽子都是不恰当的。至于强加在借贷记帐法身上的罪名，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除难学难懂这一点外，都不能成立。借贷记帐法是一个经实践检验过几百年，我国建国以后也采用了十多年，现今仍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的记帐方法，是科学严密的一种复式记帐法，因为有了它，才开始现代会计的发展史。因此，必须为科学的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这一被誉为打响会计界“拨乱返正”第一炮的名篇，引发了一轮关于记帐方法阶级性的讨论，当时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有，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会计界逐步倾向于记帐方法无阶级性的观点，借贷记帐法完全可应用于我国。为此，许多在文革期间度借贷记帐法而改用增减记帐法的工交企业及其他企业纷纷改回头了。

（二）持久论战带来的困惑。

上世纪80年代初，负责主编《上海会计》的夏高波教授，在他的《回忆改良中式簿记》一文中，记述30年代做学生时先后听过徐永祚、潘序伦两位会计师为宣传各自观点的讲演，联想到80年代还在继续的记帐方法之争，曾深有感触地说：“事隔多年，万万想不到这个论争，五十年中欲说还休！当时更没想到，也会轮到我写文讲演，真是‘白发挥毫再论争，旧题何幸又翻新！’”（《上海会计》1981年第1期）。

老一辈的会计学家施仁夫教授在80年代也说：“记帐方法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使许多同志不免产生厌烦和焦急的复杂心理”：“有些年事较高的同志说，我们年纪大了，看来这辈子也看不到这一问题的解决了，焦急之情，溢于言表”：“又有同志说，目前会计方面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比起记帐方法上的问题来要重要得多”。

天津张柱中教授对此说得更加透彻：“截至目前为止的各种记帐方法，都是运用借贷记帐法的基本原理，把‘借、贷’二字改成其他二字，贴上中国货的标签，作为自己的发明创造，应该说，这样的劳动耗费是没有意义的”：“目前别的国家都使用借贷记帐法，不肯在改头换面上浪费一分钟时间，为什么我们非要在借、贷二字上打圈子，费这么多时间呢？”

与以上三位专家类似的议论越来越多，人们对记帐方法争论的持久战已感到无比困惑。

（三）记帐方法之争由逐渐降温到划上句号。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这就向我国会计走向国际提出了客观要求。因为我国会计只有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才能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会计学界的研究课题逐步朝向如何进行会计改革，如何制定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如何与国际会计惯例靠扰等方面的问题转移。虽然没有停止讨论记帐方法的明文规定，可是明眼人心里清楚，再提记帐方法方面的问题似已不合时宜，致使记帐方法之争大为降温。

论文后记 篇3

此刻心里有说不出的味道，愧疚大于解脱。再丑的媳妇也要见公婆，我明白即使我等到最后一刻也要拿出我所谓的研究成果，给我的研究生生活画上个句号。这正如爱因斯坦手工课上做的小凳子，虽然十分丑陋，但却是他努力做了三次的最好结果。

我从顽劣村童，至于这天，虽不值得炫耀，但一路走来受惠于众人很多，身后有太多双鼓励与期望的眼睛。

感谢恩师喻遂生先生。先生宽宏超多，大有古人风范。他永久以一张宽容大度的笑脸迎接我们。有时我们自以为是，乱谈一些学术观点，他总是静静地听着，报以憨厚的一笑；有时我们读书不认真贪玩了，他也不严厉批评，只是耐心教诲。先生体贴学生，处处为我们着想。清楚记得有一次先生郑重告诫说千万不要收什么班费，也许10元钱对我们穷学生就很重要。临近毕业之时，先生又不辞辛苦，委屈自己，四处为我们联系工作。回想西大三年，我有幸跟从先生，在为人、为学方面受益良多。但生性终愚且懒，又无大志，所以学无所成，每每念至于此，愧疚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感谢毛远明师、张显成师、李海霞师、翟时雨师。毛师严谨、张师和蔼、李师特行、翟师幽默。生活在文献所这良好的学风之下，潜移默化之中，我日有进步。

感谢古道热肠、有求必应的邓飞、李发老师，感谢热情厚道的陈荣杰、郭丽华老师；感谢邓章应、苏文英、王远杰、朱华忠等我们文献所所有可亲可爱的老师们，是他们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师生原先能够如此亲近，学问如此博大，生活如此完美！

感谢室友熊昌华、赵强、胡波。三年相处，生活上他们真情相助，学问上他们不吝指教。

感谢其他几位同门。相互切磋，相互砥砺，我受益颇多。

感谢郑州大学文学院丁捷教授。自2002年初识，先生便一向鼓励我、提携我，八度春秋，一生恩情。无法忘记今年年初的一日清晨，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年逾古稀的先生以瘦弱之躯穿梭于风雪中，四处央求，为我联系工作。

感谢生我养我的父母双亲。二老文盲，深知知识的重要性。他们二十余年节衣缩食，供我读书。如今年过花甲，白发幡然，仍然不辍耕作。勤劳、节俭、坚忍，盼我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但身为人子，我年近三十，学业已竟事业未立，不能加丝毫实惠于二老，徒增他们倚门盼子之苦。想到他人父母住高楼大厦，锦衣玉食，而他们含辛茹苦，历尽艰难，不禁泫然涕下！

感谢爱妻高艳秋。她性格宽厚、淡然。不慕金钱，不戚戚于贫贱，甘愿清贫生活，默默**我读书深造。结婚两年，她一介弱女子，辛苦工作，供我衣食住行，任劳任怨。

三年就要过去了，我将要离开西大这个秀丽的地方了。我明白，以后的日子我会时刻想起我的母校、我的恩师。从此，我多了份牵挂！

再次感谢母校和恩师，祝愿西大一路好走！

毕业论文后记 篇4

2006年，在2004年4月制订的《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04年10月制订的《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的基础上制定了《桂林医学院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条例》，明确了选题要求，选题申报程序；明确学生接到任务书后必须进行开题报告；要求记录毕业论文指导情况；严格中期检查制度；严格答辩及成绩评定制度，毕业论文须经指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三方评审及给出三方成绩，进一步规范了毕业论文审题、中期检查、指导教师指导过程，严格了毕业论文答辩环节，提高了毕业论文质量。

2多管齐下，全面系统地增强毕业论文管理

2.1切实加强毕业论文过程管理针对以往毕业论文中发现的问题及不足，我们在毕业论文工作中严格执行学院有关规定，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细化了毕业论文的过程管理：

2.1.1及早布置安排，时间得到充分保证毕业论文前期工作精心准备、及早布置安排。准备工作越充分，论文就会越扎实。否则，学生由于就业的巨大压力，对毕业论文无论从时间上、精力上的投入都不足，论文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

根据专业特点和学生实际，学院统一印制了毕业论文工作手册，各二级学院进行了毕业论文动员工作，明确了毕业论文的具体工作任务。并就毕业论文工作先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2.1.2严把选题关，提高了选题质量各专业对学生申报的论文题目组织审批，从源头上严把毕业论文选题关，保证了论文的选题质量。本届选题与往届相比有明显进步：第一，选题内容覆盖面更广泛，体现出学生的知识结构比较全面。第二，专业学科特点更为鲜明，基本符合专业培养目标，体现出综合训练基本要求。第三，题目的难易度与绝大部分学生的能力水平相当，难度既不过大，也不太小。选题工作量适中，达到教学安排的要求。第四，理论与实践联系更为紧密，许多题目来源于生物、医药的科研教学，部分也来源于与医药生产密切相关的实践活动。第五，能够跟踪学科发展新趋势，选题关注专业学科的热点、焦点问题。相当部分学生的论文课题来源于省级或部级课题的子课题。

2.1.3组织开题报告，正确引导学生思路各学院都组织开题组进行了开题报告，对学生的资料收集情况、论文整体思路、工作重点等前期准备工作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指出不足，明确学生努力的方向，引导学生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作风，同时也给学生一定压力，使其更加重视毕业论文环节。

2.1.4记录指导过程，提高教师的责任心绝大多数二级学院都根据学院要求，对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进行了记录。指导教师有无责任心，对学生严格要求与否，对学生具体指导了多少，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学院要求对教师指导情况进行记录，检查指导记录，有效遏制了个别责任心不强的教师敷衍了事，对学生放任自流的现象。

2.1.5组织公开答辩，师生高度重视毕业论文答辩是指撰写毕业论文的学生面对面的对答辩委员会成员就论文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答辩。它有“问”也有“答”，还可以“辩”［1］。虽然学院以往也要求毕业论文进行答辩，但个别二级学院由于种种原因，虽组织答辩，但严格程度不够，学生在这种惯例和氛围中，投入毕业论文的精力自然不足。学院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必须答辩，且要有答辩记录。学生终评成绩经答辩委员会确定等级。各学院严格执行学院要求，都成立了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和答辩小组，学院院长或主管院长任答辩委员会的主任，各答辩小组的组长基本上都为答辩委员会的成员。这一系列严格要求强化了师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如果论文工作不扎实、不充分，答辩就有可能通不过，从而将直接影响到学生能否正常毕业，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就不言而喻了。经过答辩，学生论文质量公开化了，直接影响到了指导教师的声誉。教师无形中也加强了对自己指导学生的要求。

2.1.6成绩评定统一标准，力争公平公正答辩前，指导教师对所指导的毕业论文写出评语并预评成绩。同时请具有论文指导资质的相关专业老师进行评阅；根据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的评审成绩决定是否有资格参加答辩。进入答辩程序的毕业论文，由各专业答辩小组以公开方式进行答辩。综合指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三方评审及成绩，按3∶2∶5的比例确定为论文成绩。以上过程充分保证了毕业论文成绩评定过程符合公平公正、严格要求、提高质量的原则。

2.2组织开展了毕业论文多次检查工作为了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我们还开展了多次检查。①组织了毕业论文前期检查工作，确保题目申报、论文计划任务书、选题工作等落实到位。②组织各二级学院进行毕业论文中期检查，重点检查了毕业论文工作的进度问题。③进行毕业论文专项检查。主要检查各二级学院对毕业论文过程管理的规范性、指导教师的指导过程、毕业论文质量等。④答辩结束进行了毕业论文抽查工作，随机抽检部分毕业论文，组织专家对选题质量，格式规范，论文质量，成绩评定，开题、指导、答辩等有关过程材料进行质量分析和评价，进一步强化毕业论文管理。

2.3选送论文给院外专家进行评审为了进一步了解我院毕业论文的质量和水平，在各二级学院论文答辩结束后，教务处专门聘请兄弟院校相关专业专家对部分论文进行院外评审，更加公正客观地了解我院毕业论文的质量和水平。

2.4开展评优工作并编印优秀毕业论文集学生毕业论文工作结束后，每个专业按论文总数5%推荐优秀毕业论文，学院组织专家对推荐论文进行审查后，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并把优秀毕业论文汇编成集，分发至各二级学院、图书馆等，为低年级学生写作毕业论文提供学习的资料、激励的典范。

2.5重视分析、总结工作毕业论文工作结束后，认真整理、分析、总结整个毕业论文过程，并进行数据汇总分析。为进一步改进毕业论文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从2006届、2007届毕业论文成绩对比（见表1）来看，优和良总比例上升了将近10%，由此看出我们加强毕业论文管理水平的一系列工作起得了显著效果。

表12006届、2007届毕业论文成绩对比（略）

3小结

实践证明，由于系统性加强了毕业论文管理，毕业论文工作有了明显改观。首先，提高了师生的自觉性，提高了毕业论文撰写和答辩的质量，达到了预期目的。其次，完成毕业论文过程，学生所学的知识得到了综合运用，既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也给学生提供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无形中形成了竞争的势态，从而保证了毕业论文的质量。最后，提高了教师们对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重视程度，增强了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热情，教学相长，提高了毕业论文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郭素华，杨素芳，林珠灿。加强毕业论文答辩工作培养学生综合能力［J］.中医药管理杂志，2006，14（5）：26-28.

论文后记 篇5

此前我们曾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一文中，正面阐述了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名”问题，建议将所谓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改称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并解释了为笔记更名的理论根据和意义。我们注意到，叶志坚先生在《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上发表了《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叶文”）一文，表达了他本人对笔记称谓、主题的不同看法，并完全肯定了“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从促进学术交流的角度，我们对不同意见表示欢迎。为使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讨论更加深入，我们打算就叶先生提出的主要问题、主要观点，包括叶先生本人的一些我们认为不够妥当的观点和看法，结合我们的理论观点，作相应的分析和说明，与叶先生及学界同仁进行一次深入的学术探讨。

我们认为，叶文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看法，值得我们共同思考和探讨。但从总体而言，该文对与马克思晚年笔记相关的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包括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着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其论证亦存在着一些牵强附会或根据不足之处。从基本观点上，我们难以赞同叶文所谓马克思晚年笔记应称作“人类学笔记”的说法。我们认为，为恢复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本超越长期以来流行的人类学错误解读模式和“人类学笔记”称谓，确立对笔记新的科学解释、科学理解——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将笔记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一、 如何科学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



以下我们试结合叶文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问题的整体思路，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关于如何科学确定笔记称谓的看法。

第一，究竟应从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出发，还是从笔记文本出发来确定笔记称谓

对这一问题，叶文的回答是：“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的核心问题”。① 叶文的思路是，只要探明了马克思晚年的整个“理论主旨”，那么包括在“马克思晚年”范畴内的晚年马克思各个具体的理论活动及其相关问题，包括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写作动机等复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一目了然了。这一论断，正表明了叶文解决笔记称谓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哲学信念。

在我们看来，叶文形而上学地颠倒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正常研究顺序：我们只有先细致、精确地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比如马克思晚年笔记），才能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局部上升到整体，进而准确把握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整体特征，而叶文恰恰是从先验的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整体特征”出发，用其来直接套用晚年马克思各个极不相同、十分具体的理论探索，并解决作为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的。从哲学思维层次看，这是一种典型的用整体特征替代局部特性，用共性抹杀个性的形而上学思维。试想，如果采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研究方式而能真实把握马克思晚年各思想及其具体实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一劳永逸”地用其解释马克思晚年乃至其一生任何时期的任何思想、著作或活动（我们完全可以不限于晚年思想、著作或活动）。叶文既然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界定为“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此为“公式”或“框架”，将马克思晚年所有理论探索的实质和主题都概括为此。这种研究方式绝不是研究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方式，而恰恰是我们要加以坚决拒绝的。

我们认为，探明马克思晚年的所谓“理论主旨”，恰恰不是解决马克思笔记主题、称谓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只是在兜圈子。对于所谓“马克思晚年思想主旨”，我们至多可以用它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但绝不能用其代替或穷尽马克思晚年的所有具体思想，不能抹煞后者的独特内涵和独特价值。整体不能代替局部，局部特性未必同整体特征一致，这是不言自明的。要科学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并确定其恰当称谓，正确的方法，应是立足于笔记的原始文本（换言之，必须从笔记的第一手文献出发），以此为最重要、最有说明力、最直接的依据（所谓“马克思晚年思想主旨”至多只有参考意义），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这些笔记自身的主要理论兴趣、核心问题及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说明各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合理确定笔记的主题、称谓、历史地位等根本问题。遗憾的是，叶文并未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而是基本脱离马克思晚年笔记各主要文献，对其不作具体深入分析，却耗费大量笔墨强调和说明了“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他晚年关注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试图开辟无产阶级革命的所谓“东方阵地”等与笔记本身相去甚远的次要问题，②并主观地认定，这些就是马克思晚年的所谓“理论主旨”，并试图以此来概括其晚年所有理论探索的实质和主题。实际上，这是把一种并不具有普遍性，实际上仅是马克思晚年对某一侧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理论探索抽象认定为所谓“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以此为理论框架、解读模式，用其任意剪裁马克思晚年其它重要理论探索的片面做法。

第二，笔记称谓的确定与晚年马克思的特点

在叶文看来，要确定笔记的恰当称谓，必先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因此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首先与革命实践需要有关，理论研究（相比革命实践）只有从属或次要的意义，所以，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必定要根据其晚年革命实践活动的目的来界定，而马克思晚年革命实践活动最为关注的就是俄国等东方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问题，并希望借此来开辟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东方阵地”，因此探索东方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问题就成为了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和“最突出的理论贡献”，那么，作为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晚年笔记”，其主题和实质就应是探索东方国家独特发展道路问题无疑了。

从上述论证逻辑可以发现，叶文的一个主要哲学假设就是：既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那么，对于他的所有理论探索，包括晚年的理论探索，就不能从纯学术上来理解，而首先应从革命实践上来理解（或者说从革命实践上来理解是最主要、最科学的方式），并以“革命实践的需要”来概括他的各理论探索（包括晚年的理论探索）的实质。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就毕生所肩负的社会使命而言，马克思确是一个革命家，他所从事的理论活动，就其终极价值、最终目的而言，确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未来理想社会服务的；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马克思就只是一个革命家而没有科学家、理论家的身份，或者说“服从于革命实践需要”就是他各个不同时期所有理论探索的具体目的、直接目的（这种说法等于否认了马克思本人有相对独立的科学探索、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同样也不能用它来简单概括或套用马克思各时期不同理论探索的具体实质和科学意义。那样做我们等于没有揭示他各个时期不同理论探索的具体性质和科学意义。因为按照叶文的逻辑，我们大可以认为，马克思任何时期的理论研究、理论著作的主旨都是所谓“服务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实际上，马克思既是革命家，也是科学家、理论家，在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这两种身份始终存在，并在不同时期从事不同活动时，各有所分工和侧重。应当承认，在从事相对独立的理论研究、理论创作活动时，马克思的科学家、理论家身份更为突出和直接。仅仅是就从事理论创作的终极动机、价值目标而言，我们才可以说，马克思所从事的理论创作活动与革命实践有关。或者说，这种理论活动是服务于革命实践需要的。如果是就探索某一具体理论而言，我们绝不能胡乱断定其与马克思的某一革命实践活动直接相关，或者把“服务于革命实践需要”牵强附会地说成是这一理论探索的主题或实质。

事实上，马克思从事的许多理论活动（包括晚年的大量理论活动）都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比如，马克思晚年对摩尔根等人著作所作的篇幅巨大、内容详实、涉猎广泛的笔记（即本文所探讨的“马克思晚年笔记”），其主要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如果简单地以后者来解释笔记的主题和实质，我们就难以解释，晚年马克思为何要花费巨大精力来具体探讨希腊、罗马国家的起源、文明时代的起源、宗教起源、原始社会的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财产继承制度等大量纯学术问题（马克思探讨这些问题甚至被梁赞洛夫等前苏联传统学者批评为“不可饶恕的学究气”，不难理解，它们与直接的革命实践有多大距离），它们与所谓革命实践活动并无直接联系。就晚年马克思而言，对革命实践问题的关注仅仅是他视野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对革命实践的关注就是他晚年活动的全部内容，而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科学探索就不重要，或者只有从属意义、次要意义。实际上，马克思在晚年的最后时期，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集中探讨了众多理论问题，表现出对理论问题的极大探索欲。不论是革命家身份的马克思，还是科学家、学问家身份的马克思，都是晚年马克思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侧面。用革命家、实践家身份来否定、替代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家身份，或把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家身份贬低为革命家身份的单纯附属物，视为次要或无足轻重，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我们还认为，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同样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不足以全面概括其晚年理论探索的丰富内容。他晚年不但探索了俄国等国存在的农村公社二重性及其历史命运、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还全面探索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原始社会）本来面目和派生形态（文明时代）起源问题（集中反映在他对摩尔根等人的著作的笔记中）；除上述笔记外，他还集中写作了《历史学笔记》，探索了自文明时代起源以来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漫长的“前资本主义”发展史，并将其与前一组笔记相互补充，力图构建系统、完整的世界历史理论；此外，晚年马克思也未因关注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而忽视了对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关注，绝不能认为，他晚年就放弃了对西方国家革命的期待而转而寄望于东方国家独立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奇迹”。应该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绝不能将其上升为所谓“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不能视为“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

二、“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能否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

对此问题，叶文的回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不能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只有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才能真实反映笔记的主题和实质。下面，我们就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重心、理论主题，并结合叶文的一些具体观点，作一个详细探讨。

第一，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理论重心和主题

不难发现，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中，马克思有意识地改造了摩尔根原著的内容结构。他在叙述了《古代社会》第一编“由各种发明和发现而来的智力发展”之后，改变了原著的叙述顺序，依次叙述了第三编“古代家族的发展”、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而将第二编“政治观念的发展”（“管理观念的发展”）作为全书内容体系的最后完成部分。这一改造，绝非马克思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深思熟虑之举，反映了他立足于摩尔根科学成果，对其进行哲学概括并进而创作自己的历史哲学著作的鲜明意图和研究构想。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摘录其它人类学家著作时，通常是按照原著的正常叙述顺序来进行摘录和评注的。对摩尔根原著内容结构的重大改变，不仅表明《摘要》在马克思各笔记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而且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写作思路：原始家庭及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私有制的起源——文明时代和政治国家的最终形成。就形式而言，他探讨了三大文明要素（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问题，而就实质而论，笔记的主题实际上是同一个起源——文明起源。三大起源，归结起来，实际上反映的是文明时代如何起源的世界历史问题。较之摩尔根将文字视为文明时代的起点，马克思尽管仍然承认文字的出现对于文明时代形成的意义，但更倾向于把政治国家（在他看来，国家可以说是以私有财富的统治、阶级统治为本质特征的“文明社会”的最好的概括和说明）的形成视为文明时代诞生的总体性标志。马克思虽然注意到并基本沿用了摩尔根关于人类历史区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分期法，但在他的历史视野中，野蛮时代以来直至文明时代、政治国家最终形成的历史进程，才是其真正思想重心和头号主题。换言之，解答“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如何起源、诞生”的历史之谜，是《摘要》的鲜明主题。马克思直接叙述“蒙昧时代”（即文明起源前的“原始文化”阶段）的部分只占全书很小的篇幅。

如果我们借助于一些关于《摘要》内容结构的基本数据，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文明时代的起源”（包括其总体性标志“国家”的起源）在该书中的主体地位、核心地位：在《摘要》中，马克思叙述蒙昧时代（“原始文化”）的部分有：第二部分（“古代家族的发展”）的第一章“血缘家族”和第二章“普那路亚家族”、第三部分（“财产观念的发展”）的第一章“三种继承法”的一小部分（即该章中介绍“蒙昧社会状态下的财产”的部分）、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的第一章“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所有这些篇幅约24页（以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文版为参照，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仅占全书总篇幅（238页）的10%左右。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摘要》用绝大部分篇幅，全面探索了自野蛮时代开始以来，文明时代、政治国家起源直至最终形成的宏伟历史画卷。全书探索这一内容的部分包括：第二部分（“古代家族的发展”）的至少第四章“对偶家族及夫权家族”和第五章“一夫一妻制家族”（专偶制家庭）、几乎整个第三部分“财产观念的发展”（除第一章的极小部分外）及几乎整个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除第一章“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外）。以上各部分合计约195页，占全书内容总篇幅的80%以上。马克思、摩尔根笔下的“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左右，和当代考古学、历史学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开始发源的历史时代”基本属同一时代，它是人类原生形态文明的各标志性要素（例如陶器、农业、畜牧业、铁器、文字、国家等）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的历史时代，是由于物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根本推动，逐渐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时代。“野蛮时代”，就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而言，也可称之为“文明起源时代”。在马克思、摩尔根那里，它是蒙昧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是私有财产、专偶制家庭、政治国家（三者是文明时代三大基本要素）起源的历史时代。不论是摩尔根，还是马克思，都不约而同地将论述重心、主要理论兴趣放在野蛮时代以来的文明起源问题上。在《古代社会》一书的内容结构中，我们一样可以发现，摩尔根也是用大部分内容篇幅来叙述这一问题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叶文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摘要》的理论重心和主题的。叶文认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是用60%的篇幅，以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作为典型，叙述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而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其最大部分也在于此”；③ “马克思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摘录其（指易洛魁人——引者注）内容，表明马克思的兴奋点绝不是要在此阐述所谓‘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马克思在此着重是揭示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④在叶文看来，《摘要》的理论重心并不是探讨“国家和文明时代的起源”，而是揭示所谓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关于上述说法是否成立，我们试根据马克思的文本来回答：

如上所论，马克思在《摘要》中是以超过80%的绝大部分篇幅，叙述了自野蛮时代开始以来直至文明时代、政治国家最终形成的人类文明起源史（包括国家起源史）。毫无疑问，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的起源才是该书的真正主题和主体部分。将马克思摘录的最大部分认定为“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在《摘要》中，马克思叙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氏族制度的部分至多包括该书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的第二至七章。他在这里依次叙述了易洛魁人的氏族、胞族、部落和联盟，以及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阿兹特克联盟。就其摘录的内容篇幅而言，一共88页，充其量只占全书总篇幅（238页）的37%，怎么能说是“最大部分”（相比他摘录的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80%以上的篇幅）呢？可见，这个“最大部分”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与摩尔根对该部分的叙述相类似，马克思实际上是把对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分析置于人类由氏族社会向政治社会演进、过渡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将其作为这一漫长过程的具体阶段来加以考察的。马克思是以它们为例来说明以其为典型的野蛮社会某些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的。我们还认为，不应将他对易洛魁等印第安人的考察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对立起来，实际上，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叶文之所以将二者对立、割裂，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仅仅抓住了易洛魁等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却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古学事实：易洛魁人、阿兹特克人及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其他部落已处在野蛮时代，即人类文明开始起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人类已出现了陶器、农业等对文明时代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物质性要素，它们有力地推动着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马克思对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分析，是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史的考察的。 

同样，所谓马克思理论重心是揭示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就全书的内容结构来看，“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问题非但谈不上是该书的“理论重心”，就连“重要问题”都称不上。在该书中，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仅在概要性地介绍“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其他诸部落的氏族”（库钦人所属的阿塔帕斯坎部落仅仅是整个加诺万尼亚族系中的次要分支）时对其略有提及，并将其附属于对“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的氏族社会”的说明。而在《摘要》其它部分，他甚至未对这一问题作任何进一步分析。如果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摘要》普遍关注、大量探讨的“核心问题”或所谓“主题”，显然是站不脚的。

第二，五个笔记的内在逻辑联系和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实际上，马克思晚年的五个笔记间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联系、内在关联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难发现，各笔记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且在它们关注的理论问题、思考问题的立场、基本结论、研究方式、哲学方法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共同性或相通性。从写作时间上看，各笔记之间或前后紧密衔接，或大致同步，又都是对当时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所作的笔记，不难肯定它们确属马克思晚年最后时期同一序列的著作，并与他晚年的某一研究计划有关。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菲尔笔记，三者甚至使用的是马克思的同一个笔记本。⑤晚年马克思显然是把这些笔记纳入到他的整体研究计划中去的。它们共同服从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创新计划——根据当时最新的人类学科学成果，探索唯物史观新的历史哲学理论——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原始社会理论。

我们还应注意到，摩尔根笔记（即以上所说的《摘要》）既是各笔记中论述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主要笔记，也是五个笔记的核心部分。首先，在各笔记中，只有摩尔根笔记如此全面、系统地探索了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的绝大多数问题，不仅深刻揭示了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条件、动力和具体进程，也探索了早期原始社会（原始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大致图景，堪称为马克思叙述原始社会史的“百科全书”。其次，马克思在其它笔记中，经常以摩尔根科学成果、摩尔根笔记的基本思想为主要依据，批评、修正其它人类学家（例如梅恩、拉伯克等人）在原始文化、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对他们的论证进行重要补充。第三，相比其它人类学家及其著作，马克思对摩尔根科学成果给予了最大的重视和关注，对摩尔根本人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这是其他人类学家及其著作所没有的。第四，从各笔记篇幅容量的比较来看，摩尔根笔记显然是各笔记的主体部分：它在马克思大开的笔记本中占了近100页的巨大篇幅，几乎和其它四个笔记的总量相当。如前所述，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用绝大部分篇幅叙述了国家和文明时代的起源问题，后者正是该笔记的真正主题。其它四个笔记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摩尔根笔记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全面研究的。

最后，五个笔记之间构成了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其它四个笔记为重要补充的关系。摩尔根笔记是各笔记中全面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主要笔记，其它笔记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摩尔根笔记的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研究作了重要补充：梅恩笔记进一步探讨了氏族作为原始社会基本单位的地位和作用、氏族或部落首领的社会管理职能、财产继承制度、私有财产起源、国家起源等原始文化、国家和文明起源重要问题；拉伯克笔记进一步叙述了原始社会的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财产继承制度、宗教起源等问题；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菲尔笔记探索了原始公社土地公有制和原始共产制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前者还探索了蒙昧时代人类由原始群状态向定居生活方式的演变、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私有财产的起源等原始文化、文明起源重要问题，后者还探索了原始人的宗教习俗等原始文化问题。

如果我们将上述三方面基本事实（各笔记的有机整体性、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和它的内部主题——国家和文明起源、其它笔记分别从不同侧面对摩尔根笔记的重要补充）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容易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思想重心、头号主题正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我们应参照这一主题，将笔记命名为“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马克思晚年写作笔记的真实意图，正是在充分借鉴当时人类学家最新科学成果并进行哲学概括的基础上，全面探索唯物史观的国家与文明起源理论和原始社会理论。我们不否认对农村公社问题的探索是马克思晚年笔记（特别是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菲尔笔记）的重要内容，但就各笔记的思想重心、头号主题而言，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

三、恩格斯是否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在叶文看来，恩格斯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的实际状况，具体到马克思晚年笔记比如摩尔根笔记的写作情况、研究进展情况，恩格斯是并不了解的。对此，我们试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不论恩格斯在马克思笔记创作时期是否完全了解其研究的所有细节、具体进展状况，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恩格斯无法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事实上，恩格斯完全能够根据马克思完成的笔记原文，将其作为理解笔记的第一手资料、权威文献，并凭借他作为马克思晚年乃至毕生亲密好友、理论合作者的特有敏锐性、深刻理解力，基本准确地揭示出马克思在笔记中流露出来的研究意图及笔记的理论主题。即便恩格斯无法对马克思笔记的所有细节问题做出完全精确的推断，我们也绝不能武断地断定，以恩格斯的理解力和他对马克思本人的了解，加之有马克思本人的笔记手稿作为最主要的依据，他会连诸如笔记的研究意图、理论主题这样基本的问题也难以做出有效判断。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以晚年马克思的实际状况而言，恩格斯恰恰是最有可能（相对于其他人）了解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意图的人。不要说恩格斯这样的与马克思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的理论知音，就连后来的研究者，只要立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具体文本，对其展开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文本分析，并细致考察各笔记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联系马克思之前的有关探索，一样可以基本准确地揭示出笔记的主题。

第二，只要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的《摘要》之间作一些基本的文本比较，就能大体说明“恩格斯是否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正是在充分占有马克思的《摘要》，概括、借鉴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最新成就的基础上，从历史哲学层次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哲学著作。该书不论是内容结构，还是理论主题、思想重心，都和《摘要》保持了基本一致。具体来说：马克思《摘要》的写作思路、内容结构是：原始家庭及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私有制的起源——文明时代和政治国家的最终形成。恩格斯的《起源》的写作思路、内容结构则是：家庭的起源（包括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制的起源——国家的起源，该书还一目了然地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正标题。他们在探讨“三大起源”前，都先从整体上概述了人类由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演进的各发展阶段。就形式而言，二者都探讨了三大文明要素（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问题，而就实质而论，二者著作的主题实际上都是同一个起源——文明时代的起源。二者在著作的学科性质（历史哲学性质的著作或笔记）、哲学理念（唯物史观）、理论重心和主题（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例如对推动原始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国家和文明起源的根本动力等基本问题）等方面都保持了基本一致。总之，所谓“恩格斯并不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正是建立在深刻领会马克思笔记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恩格斯写出了《起源》一书，并在其晚年的研究中更加自觉地重视对原始社会、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

实际上，马克思逝世后，1884年恩格斯在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并确信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共同制定的唯物史观和他们对原始社会的看法后，他即认为，有必要充分利用马克思的批语和摩尔根该书的某些结论和实际材料，来写一部专门的著作。⑥ 尽管恩格斯当时肩负着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遗稿的重任，且事务繁多，难以兼顾，他仍然在极短的时间内，特别是在他首次深入研究了该笔记后，就立即着手写作专著，以“执行马克思的遗愿”，并在当年3月底至5月底的两个月时间内集中写作并完成了《起源》一书。由此完全不难看出，恩格斯本人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特别是摩尔根笔记，包括笔记流露出的对原始社会、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意图，是何等之重视，他为此甚至暂时撇下整理出版马克思其它遗稿的紧迫工作，首先写作了《起源》一书，以完成马克思的“理论遗言”。作为马克思晚年乃至毕业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和理论合作者，恩格斯显然理解（尤其是在他仔细研究了该笔记后）马克思在笔记中所试图实现的理论创新计划、研究构想，并深感自己作为马克思理论继承者的重大责任，自觉完成亡友的遗愿刻不容缓，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考虑，恩格斯才决定暂时撇开其它工作，先写出《起源》一书的。试想，当时恩格斯本人有大量实际事务待处理，而马克思的遗稿数量巨大，绝非只有笔记需要他整理和研究，而他却唯独觉得必须先完成笔记中的马克思“理论遗愿”不可，并在极短的时间做到了这一点（写出了《起源》一书），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恩格斯恰恰是充分了解马克思笔记的研究意图、理论价值的，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心上，他才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宣布，该书是实现马克思的“遗愿”。正是在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深刻理解了马克思的研究意图和笔记的理论价值后，恩格斯晚年更加自觉地重视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并注意吸取最新科学成就来补充、完善自己的研究。举例来说，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了《起源》初版后，一直密切关注世界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最新科学发展，积累了大量关于原始社会史的新材料，并着手在1890年出版《起源》的新版。在新版准备过程中，他研究了有关原始社会史的全部最新文献，对原文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并考虑了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最新成就，特别对《家庭》这一章作了重要补充。⑦

四、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

在叶文看来，用“人类学笔记”来命名马克思晚年笔记，“不仅能够真实地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且能够客观地评价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贡献”。⑧ 叶文还具体解释了笔记只能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的理由：人类学，顾名思义是关于人类的科学；从马克思所摘录的有关人类学笔记的内容来看，应归属于文化人类学；之所以只能采用“人类学笔记”的称谓，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笔记所摘录的著作正是广义的人类学著作。⑨

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不但曲解了马克思晚年笔记、晚年理论探索的实质，还对“人类学”作了不恰当的理解，而其关于笔记必须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的论证理由也难以成立。

第一，“人类学笔记”称谓歪曲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只有将其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才能准确反映笔记的理论性质、主题和历史地位。

“人类学笔记”称谓对马克思笔记的严重误读表现在：第一，歪曲了笔记的学科性质（笔记实际上是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而非人类学性质的笔记）和研究方式（笔记从事的是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的历史哲学研究而非人类学实证研究），混淆了笔记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实证科学著作之间的本质区别。第二，将马克思视野中的一般意义上的“关于人的科学”（马克思是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一般视野、一般层次上，来探索人类及其历史发展问题）同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科学”（从单一学科视野，具体而实证地探讨人类及其社会生活）混为一谈。第三，一定程度上为制造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的断裂、对立提供了便利或依据。许多用“人类学”来概括马克思笔记的理论实质的国内外学者通常将笔记与他先前的唯物史观或《资本论》相割裂、对立，错误地认为笔记“超越”了后者的历史哲学思维。第四，没有如实揭示马克思笔记的思想重心和关注的核心问题（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问题），贬低或遮蔽了这一主题。如上所论，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才是马克思关注的真正主题和各笔记的核心内容。第五，用“人类学笔记”来概括马克思晚年笔记，难以真实揭示晚年马克思相关理论探索的实际意图及哲学创新的实质。实际上，马克思晚年选择当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几位主要人类学家的著作，并写作上述笔记，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深思熟虑之举，这些笔记反映了马克思当时新的哲学创新计划：利用当时人类学家的最新科学成果，深入探索唯物史观的新研究领域——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

相反，如果我们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并将笔记重新命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将有助于恢复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科学揭示笔记的理论性质、主题思想和历史地位：第一，这样命名符合笔记本身的研究方式、学科性质及晚年马克思写作笔记的实际意图和研究计划。第二，准确而简明地揭示了笔记的思想重心、核心问题和主要理论兴趣（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第三，符合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有机整体性，并与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和内部主题（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相一致。马克思晚年的五个笔记，正是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以其它四个笔记为重要补充，全面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第四，符合马克思前后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从事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一时的灵感或冲动，而是有着先前思想发展的必要铺垫、必要积累的。在写作笔记前，马克思在自己青年、中年时期的一些论著（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就从哲学高度初步探讨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文明时代起源问题。第五，与恩格斯《起源》对笔记（特别是摩尔根笔记）的解读相符。恩格斯明确地把《起源》作为“执行马克思理论遗愿之作”，该书的内容结构、主题、思想重心都和摩尔根笔记基本一致。

第二，叶文对“人类学”作了不准确的理解。

我们认为，所谓“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人类的科学”的定义是很不准确的。试想，如果“关于人类的科学”就是所谓“人类学”，难道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宗教学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它们不是“关于人类的科学”吗？甚至于一些自然科学学科，例如医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等，也是“关于人类的科学”。是不是说它们都是“人类学”呢？将“人类学”定义为“关于人类的科学”，完全混淆了这门具体科学与其它涉及人类本身的具体科学的本质区别。“人类学并不是研究人类的唯一学科”，⑩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研究人类的众多具体学科中的一种，“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就在于这门学科研究人类的具体科学方法和独特视野。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人类学”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经验科学。它一般划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还可以从文化人类学中再划分为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二者分别从生物学和人类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本身。它们都是从具体科学的意义上研究人类及其社会生活，采用的主要是田野调查、考古发掘、科学实验等实证研究方式。不论是“人类学”，还是其各个分支，都是以实证研究、经验研究为基本特色。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科学方法。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就指出，“田野调查工作之于人类学就如殉道者的血之于教堂一样”。(11)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哈维兰也认为，“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所做的别的一切事情来说，田野工作是多么重要”。(12) 我国当代人类学家童恩正也指出，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已经植根于田野调查之中，只有通过田野工作，人类学家才得以获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验证理论的假设。 (13)

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实证研究方式完全不同的是，马克思从事的主要是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哲学研究：他通过从哲学层次上概括、分析和思考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提供的科学材料、科学观点来进行相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他显然不可能像摩尔根等人那样，把主要的学术精力投入到实地考察某些至今尚存的氏族社会的社会组织、亲属制度等具体社会现象中去，以此来确立自己对原始社会的某些具体认识。事实上，他是以一个哲学家的研究方式，并始终是在自己的原有哲学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下，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等问题进行历史哲学层次的探索和论证。摩尔根、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上的关系，应是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身份的马克思和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身份的摩尔根之间的关系。把马克思的笔记混同为人类学著作，认为笔记从事的是“经验人类学”研究，显然是错误的、不科学的。

第三，叶文关于笔记只能称其为“人类学笔记”的论证理由不能成立。

在叶文看来，上述笔记之所以只能称其为“人类学笔记”，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笔记所摘录的著作正是“人类学著作”。实际上，这种论证理由是根本站不脚的。按照叶文的“逻辑”，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马克思摘录的著作或内容是归属于某一具体学科（例如“人类学”）的，那么，马克思的笔记就毫无疑义应视作这一学科性质的笔记（例如应叫作“人类学笔记”），他在笔记中所从事的就毫无疑问是该学科的具体科学研究（例如所谓“人类学”研究）。叶文对此确是深以为然的。该文就明确认为，“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 (14) 在其看来，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是不是说，马克思摘录或借鉴了某一学科的科学著作、科学材料，马克思就立刻成为了这个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呢？或者联系笔记本身具体地说，马克思就立刻从“哲学家”身份变成了“人类学家”呢？显然，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我们知道，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应是前者不断借鉴、总结后者的最新科学成果，以此为科学基础，不断推进哲学本身发展的关系。哲学借鉴具体科学的成果，不但合理，而且极为必要，哲学家也并不因此就变成了科学家。他仍然是哲学家，仍然是以哲学家的特有思维方式考察问题。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实际研究方式和学科性质而论，显然马克思还是以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来研究原始文化、国家和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绝不应认为，马克思晚年就放弃了哲学家的身份和历史哲学的理论视角，转入了与此完全不同的“人类学”实证研究、经验研究。

我们认为，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合理称谓，必须根据笔记本身的理论主题、思想重心、主要理论兴趣。既然笔记的理论主题、思想重心和主要理论兴趣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那么，我们理应根本超越由西方学者首倡，并由许多国内学者附和、沿用的所谓“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错误称谓，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并将其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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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③④⑧⑨(14)叶志坚：《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第112、113-114、115、115、118、117-118、11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2-781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9、750页。

论文后记 篇6

从08年年底论文开题、答辩，到现在的尘埃落定，虽然历时弥久，真正写论文的时间却很有限。今年的三月和四月是三年学习生活中最忙的两个月，忙着写毕业论文，从论文大纲、初稿、预检测稿到最后的定稿，不知道修改了多少次，也不知道熬了多少通宵，为的就是最后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四月底论文被送出去盲审，好歹有一个月的休息时间。因为春节在家不想学习，就每天没事拼2000字的论文，到三月份已经基本成文。只是，做过论文的人都知道，这时候的论文是不能用的。但要准备浙考面试，要有京考，要有山东选调生的考试，一系列的考试让我忙的不亦乐乎，时间似乎都耗在了路上，其实没有时间复习的，更没有时间管我亲爱的论文。虽然观光第一。只是当成绩出来不如意的时候还是会失落，同样不是因为很想要那个职位，而是因为折腾了，却无所获。其实仔细想来，收获还是很多的，例如学会了更镇定的面对现实，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绪，学会了面对别人的不屑时能有容纳天下之心，学会了放弃之后的洒脱，学会了无奈之后的微笑，学会了放下曾经珍爱如宝的尊严近乎请求的拜托别人，学会了在别人的高傲和冷言冷语中坚强，学会了在别人的炫耀和昂首阔步中巍然屹立……我，在屡战屡败之后，虽然无法保持曾经的激情和豪迈，却还有再战的勇气和心志。我不可以放弃，有的时候不是生活放弃了你而是你放弃了生活。有的时候觉得幸福遗弃你的时候，其实幸福就在身边。或许，我的人生阅历太少了，我用滴血的心情却乐观的语调告诉朋友：经历这些让我觉得人生很完整，人不可能总是顺心顺意的。我，在满是荆棘的路上匍匐，真的伤痕累累了。我，没有后路可以退，时间没有等我，我也不能在原地踏步。从上海回来，很久没有缓过来，身体疲惫，心情低落，还要赶制论文，我整个人就像机器一样。我知道，在自己受伤的时候，不可以指望别人的，还是自己躲在心灵的角落自我疗伤比较好。我用塞得满满的时间打发时间。22号走的时候，给老师了一篇论文，只是老师很忙，等我回来的时候还没有修改意见。30号找老师，老师说没带我的论文，让我再打印一份，明天找她。第二天，老师有事。没办法，在原来论文的基础上对论文进行了粗加工，因为一号是最后一天送研究生办公室检测学术不端的相似度。4月1号，愚人节，已经没有了愚人的心情，趴在电脑前不是叹息着写论文就是休息着偷地，心里满满的，没有了吃饭和睡觉的心情，脸色蜡黄，猛一看，如同游魂。上午，匆匆把论文送检了，心想，检了再说，老师的修改意见出来再改呗，不能错过了检测。下午，实在不好意思再打扰老师了，这几天她有十几份硕士论文和几份博士论文要修改，肯定看到论文就头疼了，我自己弄我自己的论文都恶心了……只是，不找不行啊，10号之前要定稿，我现在一次都没被改过。电话打通，老师说已经发你邮箱了，改完了再发给我。我以狼的速度打开邮箱，没有，如雷震耳畔，于是又以乌龟的速度拨通了老师的电话，说没有收到，老师长叹一口气，说，那我再看看。几分钟以后收到了盼望已久的修改意见。老师改的很细致。接下来的几天，自己捣鼓着改论文，图书馆借了13本书，虽然可借鉴的很少，但至少可以给点灵感。好，正式写论文的阶段开始了。当我写的自己都恶心的时候，却再也不想改了，虽然论文还有很多漏洞。那几天有点走火入魔，说话都是：我对此有异议，首先……其次……6号，怀着忐忑的心情又去了法学院，检测，还好！修改得很成功。只是那天系统也跟我作对，平时几分钟就能出来的结果，让我等了半小时。那里的老师赶我走，我就赖在那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脸皮变得越来越厚了……是进步还是悲哀？

回来开始弄格式，真繁琐。8号上午，查到了京考成绩，以132.75分再次告败，不知道败给了多少分的。懒得管那么多，下午，把改好格式的论文拿给老师看，老师说我文章的第三大部分需要处理，这可难坏了我，上次是雷震耳畔，这次犹如五雷轰顶了。这天的长春，大风起兮尘飞扬，一头茅草似地头发被吹得在风中乱舞。灰尘夹杂着沙子冲我扑来，我在这样的大风中，顶风前行。京考的告败和论文的修改，让我精疲力尽。我似乎明白了很久没想清楚的事情：博士为什么会自杀。不同的是，在这么多的压力和不顺面前，我要面对和顶住，而他们选择了逃避和放弃。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知道，那种是内心的煎熬不是想象就能体会。论文啊，每看一次都有修改的地方，到最后装订成册了也便不能再改了！那天晚上，集合了晓萍和俊梅的智慧，在不动内容的前提下把论文标题改了，惊叹集体力量的伟大。最后，把细节整明白。此刻，是2012年4月9号早上7点54，我匆匆写下了这几天的流水账，其中有很多遗漏的事情，会单独成文。等我搁笔，会继续看论文的，争取今天拿去装订。这就是我，一个在论文和工作中挣扎的硕士毕业生真实的毕业前夕生活状态。虽然折腾来折腾去，却至今没有结果。只能用“冥冥中或许有注定”来安慰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很迷茫也很无助，毕业了的朋友也很理解，他们不时的打电话询问进展和鼓励带着安慰，有的甚至担心我顶不住，被压力打垮，不时的电话短信打气和赞美，呵呵，谢谢你们，谢谢同哥，谢谢文姐，谢谢航哥、大伟哥，谢谢丹丹、小硕、格格、娜娜……还有我身边的以及不在我身边的朋友……谢谢我亲爱的家人，每次觉得自己快要倒下的时候，是你们的声音让我无论如何都不能任性，每次我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是你们的宽慰让我降低要求活的更轻松……你们对我的要求总是那么低，说可以自己过得好就行了，用朴实的语言告诉我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的大道理。我知道，人的一生都有各自不同的追求，我也一度迷茫过，我现在知道什么最重要。不会羡慕别人的生活状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当别人在炫耀的时候，或许内心也在接受煎熬。有些事永远不能比，今天的路是我自己选的，没有理由不走下去，也没有理由抱怨生活。其实，现实就是这样，你用鸡蛋脑袋去碰现实的基石，后果用脚趾头都能想像。不要蚍蜉撼大树了，我们要做的是适应这个社会，不然会有累累伤痕难以抚平。人在世上走一遭真的不容易，老妈常常感叹，孩子小操心，孩子大了更有操不完的心，等两眼一闭才会放松。我说，是啊，要是只有我自己你不就少操心了吗？她说，但是只有你的话又会羡慕别人有儿有女的，现在挺好。人生就是这样的不完满，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是伟大，怎么那么早就知道万事都处在矛盾之中呢。人也是一个矛盾体，万事有利有弊！哎呀，罗嗦太多了，主要是写论文写的有点收不住手了，经过近一段时间的历练，打字速度迅猛提高。真的要收笔了，改论文了。我的前路漫漫却充满阳光，我不会放弃的！静静，加油！论文出处(作者):snowa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