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调解经验启示》

面对近年来社会维稳工作的新形势，四川省委、省政府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在一起，探索出了一条止纷争、促和谐的新路子。做到了“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目前，由党政主导，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已全面构建，省、市(州)、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大调解”组织网络全面形成。仅2012年，全省各级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达52.7万件，群体性事件同比下降23.5%，参与人数同比下降37.6%，涉诉信访案件下降47.3%。几天来，通过学习媒体报道，有以下几点体会和启发。

一、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四川经验再一次表明，群众路线依然没有过时。从解决群众问题瓦事件来，正是遵循了这样一条路线，所以才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最终促进了问题的圆满解决。而在当下，由于一些领导决策，没有听取群众意见，没有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所以才导致群众对有些决策的不满，导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尤其是在直接涉及群众利益的事件的处理上，如城市用地、征地问题，企业改制问题，都是当前矛盾的热点。究其原因无不是忽视或违背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所致。所以，当前还必须进一步强化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意识。一切为了群众，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必须对人民负责，善于为人民服务，这永远应该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而一切依靠群众，首先要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要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放手发放群众，鼓励各种智力资源，竞相迸发和涌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应该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二、必须坚持“两个务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乡村转向城市，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面对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第一代领导集体深刻地认识到，如何使全党同志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的历史性课题。为此，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敲了警钟，提出了全党同志必须做到“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老人家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如果任其泛滥，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就可能被“不拿枪的敌人”所征服，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就可能发生。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党同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务必”讲话，胡书记上任伊始，就到西柏坡考察，可见“两个务必”的重要意义。

四川省委、省政府面对新的形势，果断地自上到下成立五级“大调解”工作机制，畅通渠道，带头倾听群众的呼声，基层的呼声，放下架子切实解决群众问题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值得学习和推崇。

三、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

近年来，党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切实增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意识。一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加快社会事业发展，着力改善民生，扎实扎实为人民群众办一些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办出成果，办出实效，排解群众困难，提升生活质量。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着力解决好就业、入学、就医、社保、分配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二是要进一步还权于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和地位。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提高参政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政务、厂务、校务、村务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科学有效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最大限度地反映和体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尤其重视和关注社会弱势群众的各种利益。四川经验取得成效的关键还在于，以人民利益为重，即顾长远又顾当前，即重大局又重局部，真正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融入了调解工作。

四、必须坚持制度创新、思维创新。

四川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属四川独创，是一种新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模式。在管理学中，制度的比较优势比其它要素的优势更重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了，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也三十多年了，国家的改革政策和形势正由三十年前的摸着石头过河向纵深方向发展，国际国内形势正在以前所未有速度改变着，就国内而言，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突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体性突出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新的形势和要求，呼唤更优的更人性化的更科学高效的机制和制度。在制度创新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又要充分发扬民主，只有这样才能节省制度变迁的成本，以获取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

对面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制度创新及思维创新的要求更加迫切。从去年开始全国政协会议没有文件袋，而是一台手提电脑和u盘，里面有这次会议的材料和往年的资料，所有信息都能在这里查询到，首次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德国政府当前也正在推行一项“家庭上网工程”，截至去年年底德国近3千9百万家庭中的73％连通了网络。而新加坡从1981年起就开始发展电子政府，经过多年的努力，新加坡在电子政府建设方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服务的深度上位居全球第一。“电子政府”既可以降低政府开支，同时又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虽然新加坡为构造“电子政府”有较大的投入，但由电子政府而带来的政府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的降低远远大于为此所投人的费用。从教育角度而言，网络对教育方式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以美国陆军网上大学为例， XX年开始连续5年投入45300万美元以发展和运作陆军网上大学，该大学旨在帮助陆军官兵到网上参加任何课程学习，考核合格者将获得普通教育证书或从学士到硕士等各种学位。XX年正式开学，目前已有数万名军人通过网上大学取得学位。大学互联网教育发展越来越快，尤其对偏远的广大农村、军队、工厂普及远程高等教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波士顿的一位高级分析师盖勒佛预言，大学生通过互联网学习的课程份额在未来十年将从现在的7%升到25%。这些都就为我们下一步思维创新和制度创新带来启发和思考。